1998年第3期《东方文化》刊载潘旭澜的《太平杂说》一文（按，包括《应当正名》、《译名小议》、《遥想天京》三题），是一篇拨乱反正的文字。它把长时期被颠倒了、人为美化了的“太平天国”的本来面目，做了实事求是的曝光。尽管一篇短文难以道尽详情，但这一拨乱反正的意义是巨大的。尤其是文中第三小题“遥想天京”，直把这一政权的种种荒唐政令和极端腐败、暴虐的统治，都做了一个近距离的速写。

　　看了《太平杂说》，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一篇六十多年前看到中文杂志所刊载的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。作者为英人G.L.Wolseley，该文原名《中国战争叙述》（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），全篇共十四章，现摘录其中四小题如下：南京之行

　　余固非商人，亦非教士，极想亲到太平军之大本营观察一番，欲小住其间，亲自视察而后自行判断他们之善恶优劣。余对于清朝政府之孱弱无能及腐败情形，颇有经验。我住南京时本存有反对清廷很深的成见。如这个敌对清廷、谋夺其统治权之太平天国果有任何美善之处，我们巴不得快快承认。（译者按：吴氏到南京时当在1861年1月中旬。）

　　在南京时，我们住在忠王府，每日俱有鸡、鸡蛋等食品之供给，而不受我们的钱。看来他们几乎要废去一切货币之使用，而将全个社会回复到远古的家族制度，于其中一般人民之一切需要，只均有一个首长供给，而人民均在其旗下服役者，这办法正是在南京实行的。此处现有王爷十一位，凡人必附属于一王。其名则在该王府注册，各人每日之食品均从各该王府领用。现在食料甚少，而衣料则极多，盖有破苏州后所得者。有几次我们以金钱私行赏给为我们抬行李的工人——皆贫乏，困苦，饿到半死的苦力——但虽无头目在场，他们均不接受，盖恐一被察觉将受死刑也。城内各种店铺均不准开设。惟在城外荒凉曾受兵燹之区间有一二冷淡市场，每日有少少鱼菜出售。

　　南京的妇女

　　现在南京的居民极少，女多而男少，约二与一之比。大多数的人民是由各方俘虏来的，其中一大部分是由苏州来……天王之部下似甚精于鉴别之眼光，因每打胜仗时于全部人民必肆行屠戮而惟把美女留下。我们可以说，那里却没有一个老妇及幼女，但有一大部分男童。

　　按他们的新信仰，一夫不必定要限配一妻。他们每藉神圣下凡的启示以作为恶行淫的护符，甚至藉以废除第十一诫。东王自称为圣神风，一如天王常私与上帝天父秘密谈话的。有一次他——东王——宣称天父下凡授意令一个友人之某妻或某妾（我忘记了是妻抑妾）转移归他享用……

　　军官之残酷

　　在我们未到之前未久，有两妇人私相诽谤天国政府，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。讵料偶语被人听闻，一经报告，两妇立即被斩首。……

　　即使最卑下的军官也有杀人之权。有些地位等于我们之警察者，也可自由施用生杀之权。当我们初到之日，海关署遣一人前来引导我们进城之路。此人即有杀人权。凡有此权者手持三角小祺，中有一“令”字。这是他们“威与权之凭证”。这引路人外观极为平凡，其服装仅胜于苦力一筹，而其职位之卑下甚至入城时守城人拒绝其请求而不许我们进城。罗牧师告诉我们说，当其离开苏州前赴南京时，有一个像这引路人一般高的小官奉命偕其同往，在沿途各站找轿子。有一次有人犯了此官之怒，彼即云要斩其人。幸得罗牧师多方求情乃得免行刑。罗牧师又告诉我们说，在路程中有好些无头的尸骸，是最近被斩首的。官员之腐化

　　我们住在南京时，天王所派来伺候我们的人说，他们原是苏州的纺织工人，苏州被攻克后即被俘而沦为奴隶了。他们之所以得不死者，因为太平军利用他们挑运俘虏品故也。这些不幸的人生活在极痛苦中，但如有其他中国人同在，则不敢表露其苦痛感情。……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处处均有同样的问题，“你们有什么东西出卖？”“有鸦片烟吗？”“有军火枪械吗？”有一人走上一只我们停泊在南京江岸的军舰，而问取一百箱鸦片烟。我们伴侣中有一人要在深夜往视赞王，见那位王爷神志昏昏迷迷的，大概是抽鸦片烟太多之故。如谓天王部下严禁鸦片值得赞许的，真是荒谬之极。这种说法，如用为传教的呼声以求在英国多得同情有利于传教事业，虽未尝不可，然而凡到过沿长江太平军所占领的区域内无论哪一处的人，当闻而发笑。我们到过不少地方了，甚至在南京，到处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和军火。

　　从以上这幅洋人描绘的天京图画来看，无论是首长式的社会组织，饿到半死的抬行李工人，俘虏来的大量女奴，还是以神圣下凡行淫和军官的残酷、官员的腐败，都对《太平杂说》做了有力的补充，为这一政权的真面目做了大曝光。

　　我想，多年来“太平天国”这一南面称孤的短命政权（1851—1864）之所以不断美化和节节拔高，根源就在于历史不断的轮回，“太平天国”的阴魂一再转世。回顾共和国走过的许多弯路，似乎都与“太平天国”有肇出一元的奥妙。从当年的人民公社中可以找出许多一个世纪前在“天京”推行过的政令——圣库制、供给制、诸匠营、百工衙署、夫妻分居、取消商业贸易等等。

　　当年人民公社的那段艰难岁月，年岁小一点都没经历过，不妨看看新近出版的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，尤其是写大跃进的第五章。这位革命老前辈写道：

　　作家协会闹得更凶，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，而且要求都搬家。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，雷厉风行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，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，然后编组，吃饭有炊事组，穿表有缝纫组……

　　……报纸上宣传，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，废除家庭，儿童公有制，夫妻关系打破，男的集中住男宿舍，女的集中住女宿舍，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……

　　现在想起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，男归男营，女归女宿，孩子也编连，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“共产主义幻想”。

　　在这里我想对以上引文的最后的“幻想”二字加以修正。要说这是“幻想”，那这一“幻想”早在上一世纪的“天京”就曾付诸实现，而且在以后的“红色高棉”也曾付诸实现，“人民公社”仅在承上启下，怎么能说是“幻想”呢？！

　　正是由于我们曾经有意无意地以“太平天国”为师，那么依照师道尊严的古训，理应给老师多戴上几顶桂冠，多擦上一些“祛斑美容霜”之类的化妆品才是。只要“人民公社”“就是好”，“太平天国”当然也得“就是好”，“敬天法祖”从来就是人间正道！

　　《太平杂说》一文结尾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：

　　……如果今后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小说家、影视作家，以艺术的大手笔，表现这个“天京”风貌，不但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审美品位，还有很高的认识价值。

　　我以为，这个建议既提晚了又提早了。说它晚，缘于陈家林执导的电视剧《太平天国》（确切片名不详）早巳开拍，不久即将开播了，但我预计该片恐怕不过是类于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那样的一曲悲壮的挽歌吧。祛斑美容霜仍会是照擦不误的。说建议提早了，则是说要真正拍出一部“直面历史真相”的“悲剧与闹剧”，似乎还缺乏舆论基础。在中国，这类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还属任重道远，“太平天国”的拨乱反正尚未列入当务之急，现在似乎还只能做点“吹风”、“问路”之事。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《太平杂说》已做了很好的开始。

　　原载《东方文化》1999年第1期

　　我是在中学的历史课上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“农民起义”，并且知道“农民起义”都是很伟大的，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。至于那些领袖人物，则个个都是大英雄大豪杰，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。最早令我对“农民起义”发生怀疑的，是鲁迅。鲁迅向来主张反抗压迫、以恶抗恶。他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固然向无好言，但在谈及历史上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时，却也从无褒词，例如，说到张献忠的祸蜀，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恶。

　　其实。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能明白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说法有多么可疑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“农民起义”大大小小有那么多次，只要每次都将历史向前推进一点，那到近代也就进步得相当可观了，何至于衰弱到经不起西方列强的轻轻一击。

　　按通常的说法，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。就在近代史开始不久，爆发了洪秀全、杨秀清等人领导的“太平天国”运动。这场发生在近代史早期的规模宏大、历时长久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，数十年间，一直获得极高的评价。人们将“太平天国”作为“农民起义”的标本而大加称颂。至于洪秀全，则被戴上一顶“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代表人物”的桂冠，更有人殚精竭虑地探究洪秀全的“哲学观念”、“思想体系”。而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，最近一两年在《文汇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钟山》、《东方文化》等报刊上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“太平天国”的学术随笔，从各个方面对“太平天国”进行了冷峻的解剖，并做出了自己的评判。

　　潘先生的“正业”是文学研究，但对历史的兴趣却同样浓厚，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，许多问趣，都有自已的感悟和看法。最近十来年，潘先生发表了大量散文、随笔，出版了《小小的篝火》、《咀嚼世味》等散文、随笔集，其中有些文章，便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见解。至于对洪杨的“太平天国”，潘先生从年轻时代便留心有关的中外资料，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。这些观点在心里闷了很多年，最近一两年，才以“杂说”的方式得以表露。

　　“太平杂说”的第一篇是《应当正名》。洪杨领导的这场造反运动，多年来人们一直称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潘先生认为，这是不准确的。“太平天国”是洪杨自称的“国号”，但严格说来，他们并不曾真正意义上地“立国”。太平军并不曾推翻清政府而代之，他们只是在高中央政府很遥远的南方数省进行区域性的军事割据，即使在被他们部分占据的省份，清政府的行敢机构也仍然存在。洪秀全起事未久，连县城都还没攻下一个时，便登基当了“天王”，后来虽然“建都”南京，但实行的也是军事化管理，并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。“太平天国”的“国号”虽然打出来了，但直到洪秀全服毒自杀时，都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。当时的中国百姓并不把被太平军占据的地区视作独立的一国，国际上也从未有他国对“太平天国”予以承认。因此，按照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是不妥当的。历史上的“农民起义”领袖，在占据了一些地方后就忙着称帝立国，匆匆过把皇帝瘾。例如李自成曾在襄阳称新顺王，不久又在西安建立了“大顺国”，并且还设立了一套行政机构，很快还打进了明朝的都城北京；再侧如，张献忠也曾在武昌称大西王，后又在成都称帝，建立了“大西国”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兴亡，也基本与太平军历时相当，但后人并不按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去称呼他们的造反运动，而独将太平军的造反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　　潘先生观察太平军造反，有一个根本的视角，就是看其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。在《大渡河钟声》、《走出梦话》等文章里，潘先生指出，如果不带偏见，不从某种教条出发，就应该承认，这场造反运动不是推动，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。对当时的中国而言，鸦片战争是挫折，也是机遇。太平军起事前，魏源等人已提出要培养人才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发展近代工业。在当时的情形下，清政府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采纳这些维新建议的。然而，很快爆发的太平军造反，把清政府弄得手忙脚乱、焦头烂额，也就根本顾不上将这些维新措施提上议事日程，同时客观情况也不允许将这些哪怕是最初步的维新措施付诸实践，仅仅是“师夷长技”这最原始的一步，也没有条件大力实行。在清政府与太平军拼得两败俱伤、国力更为虚弱之际，英法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中国的内乱，给了西方列强更大的可乘之机。太平军从起事到最终平息，历时十八年。由于这十八年处于近代史的开端，它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延缓了十八年，更使得以后的努力加倍地艰难。它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许是难以估量的。

　　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，完全取清廷而代之，控制了全国，结果会怎样呢？——恐怕会更糟。在《走出梦话》、《天堂与坟墓》、《天王进城》、《王爵奇观》、《岂可讳言》等文章里，潘先生指出，洪杨等人，其实是目光短浅、胸无大志的。看看他们“定都”南京后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举措，看看他们的种种反人性反文明的政策，便能明白，如若他们控制了全国，那将是怎样的民族灾难。洪杨等人，本质上是极端仇视知识文化的，对近代文明茫然无知也毫无兴趣。清政府够腐败的，但“太平天国”在“定都”南京后的腐败，丝毫不逊于清政府，再加上与清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专制、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，使他们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什么积极作用。

　　看清了太平军造反的实质，清除了涂抹在洪秀全脸上的油彩后，对这场运动中的诸多具体问题，也就能还其历史真相。例如，1856年太平军最高层的相互残杀，是太平军走向覆灭的开始。长期以来，有关论著和历史教科书，在谈到这一事件时，总是百般为洪秀全开脱，硬说韦昌辉的铲除杨秀清是在“个人野心”膨胀下进行的一场“政变”，因此责任应由韦昌辉这个太平军中的败类和“变节分子”来负。在《岂可讳言》中，潘先生指出，这一事件的实质，是洪杨对最高宝座的争夺。韦的杀杨，只能是出自洪的“旨意”，否则便难以思议。所以，说这次事件是韦发动的“政变”是根本说不通的，将其称作“杨韦事件”或“天京事变”也都不准确，正确的说法应当是：洪杨内讧。

　　为了美化洪秀全，人们不仅讳言洪杨内讧，对太平军内部的所有是是非非的评判，都从洪氏本位出发。例如，石达开的出走，被说成是不顾大局的“分裂主义”和“个人英雄主义”，李秀成被俘后的自供，则被说成是“污点”、“失节”、“叛变”。潘先生的《大渡河钟声》和《歧路咏叹调》（按，本书中改题为《复调挽歌》）等文章，则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，并指出，他们的悲剧，不在于对无可救药的洪氏小朝廷忠得不够，而在于过于愚忠。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造反运动，必然有优秀人物投身其中，也必然会造就出才智超人之士，石达开和李秀成，便是太平军将领中的优秀者。他们的人生悲剧也就分外耐人寻味。尤其文韬武略的石达开，本可以为民族富强、为历史进步做出一份贡献，同时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能充分实现。但由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一错再错，终于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“又大又黑的惊叹号”，只给后人留下一份咀嚼不尽的教训。一个很优秀的人，因为投身于一场错误的历史运动，或者因为不得已而置身于一段荒谬的历史中，从而使自己的生与死都了无价值，这样的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。石达开只是其中之一。潘先生以《大渡河钟声》一文，为石达开唱了一曲挽歌。

　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。我以前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。现在觉得，这句话，也对，也不对。

　　1998年9月2日南京

　　原载《文艺报》1998年10月15日 / 收于随笔集《给每日以生命》

　　去年十月，我已经作好结集的准备，连集子的前言也写好了。由于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原因，结集出版的事搁了下来。其间，又增写了几篇。

　　可以写的题目还不少。不过，仍然决定就此告一段落。我的时间、精力有限，这只是清理自己的文化杂货堆的第一项，现在不应该无节制地加大投入。而且，多数要写的题目，在已写的文章中已简略地说度，再单独另写套增多重复，就采取人们常说的“点到为止”吧。求全求大从来就不是我的写作取向。我写这一批杂说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已经释放，它就是向一些“太平天国”论著和作品说一声：不，历史不可随意颠倒，也不可阿世曲说。

　　如果这声音是雾岛疏钟，今后就一定不断有学人和作家，尤其是中青年学人和作家，用他们的鸿篇巨制来细说太平军的兴亡。如果这声音只不过是瀚海驼铃，那也让今天和明天的有心人知道，有一个扛着自己脑袋的学人，说出了一种不同的认知。

　　在这批杂说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，我时时感到习惯势力和主流话语的强大。我想，在眼下中国大陆，上网还远不足以取代纸张出版物。如果不能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，写作的用意就大打折扣。要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，就不能不考虑语言空间的限度。纵然如此，有些报刊要发表这些文章，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。担心被指责为“否定农民革命”，甚至扣上“反马克思主义”之类的帽子，而遭到或明或暗的“麻烦”。这我能够理解。因为即使我这么闭塞，也感受到面前和背后的种种异常。

　　如果，我想让编辑们签发时减少顾虑，那我就应该在稿件可能被卡住被压下时，打出姜子牙的杏黄旗，也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军的评价。马克思这位太平军的同时代人，倡导革命的思想家，1853年对太平军曾寄以热切的期望，但到1862年，当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，他用德文写道：“除了改朝换代以外，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……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。他们的全部使命，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。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。”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价：“显然，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（化身）。但是，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。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。”在当代中国大陆，马克思本人这一合乎事实的评说，大约没有哪个太平军的美化者、维护者敢于站出来公开否定罢，因为他们全都要马克思这把“刀子”呢。那么，它应当可以成为我的杂说顺利发表和消灾免难的杏黄旗。但是，我没有打出这面旗子。因为，我对太平军的看法是在读到马克思文章以前就形成的，是以史实为根据，以我所了解的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的。虽然马克思对太平军的否定与我的看法相通（而且表达更自由更严厉），但它只是简短的述评，更何况各自视角显然不同；再则，在看够了将政治思想权威的话作为文化生涯的钓鱼台或黄金台。以权威的话作为评判学术问题的唯一标准，我这些根本不是注经解经之作。是不应借光——用马克思的话作杏黄旗的。现在，好不容易，这批杂说都已经或即将在报刊上发表，将马克思的话写在集子后记里，只是想说，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“太平天国”论著和作品，其实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。顺使说一句，有的专家，当马克思在中国被借用频率最高的时候，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，胡适重新成为偶像时，又以胡适及门弟子自炫，令人联想不少而感触更多。

　　好些年采，各种媒介上经常提出“以史为鉴”。这话固然必须对外国人尤其是企图否定或篡改历史的外国人讲，也应当对本国人讲。是的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要正常地生存和发展，以史为鉴是很必要的。“世界之最”的光荣历史当然应该弘扬，以振奋民族精神，以寻求兴旺发达的经验和规律。对于历史上的病患和污垢，也要勇于揭出，从中汲取教训，以免重蹈复辙。对于太平军造反，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，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、反文化的罪恶。不然，它就会以不同的名义或面目，再度将中国拖进灾难的深渊。在德国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早已被宣布为非法，但新纳粹分子还蠢蠢欲动，故而将1996年1月27日定为“纳粹受害者纪念日”，最近柏林又举办多种活动，包括为纳粹杀害者建立纪念碑的开工仪式，让人们永远记住纳粹的罪行。而太平军至今却还打着“农民革命”的大红伞，在中国呼风唤雨，是很值得警惕的。需要大多数中国人都来以史为鉴，才能避免那闹剧和丑剧混合而成的大悲剧重演。这将是一个艰巨又漫长的历程。首先要有良知、有现代理性的文化人来做这个启蒙。

　　这批杂说终于在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、长春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山西、海南、西安、郑州、香港等地的有影响的报刊分别发表或转载了。不少读过一部分杂说的文化人，包括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科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、编辑、学者、作家，来信、来电话或当面表示赞同和鼓励。其中有两位，还撰文在北京、广州的报刊上发表。最近我到南京，一位老文化人、离休干部向我说：“你的‘太平杂说’写得好，我同意你的见解。”随后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曾祖父就是太平军，从外地到南京来的。”三言两语，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前年至今，先后有好几家出版社来信、来电、来人要这部稿子。更有不少热心人，在八字还没有半撇之时，来信或捎话说要买这本书。对于这些关注、支持和鼓励，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。我无法将他们的大名列出，哪怕各方面选择几个也不合适，免得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解。

　　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，自己在后记里说了这么些多余或不多余的题边题外话，反映我伤残而且困迫的写作心态。总共不过十来万字，用了三四年之久，等于一般研究生写两部博士论文。知我笑我，都随他去。

　　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先生、董令生女士，一直关注我写作进展，而且再三表示要尽力将这本书及时出好，我赞赏他们这种出版家、编辑家的器度，所以也就乐意交给他们出版。但愿我们的合作，得到读者和时间的首肯。

　　潘旭澜

　　我的《太平杂说》发表了几篇之后，陆续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，其中，有些人问到了史料。其实，我这些文章，并不是靠史料而给人“耳目一新”，我只是客观地说出了若干事实和我的见解。既然讲历史真相，当然有史料根据。不过，这些史料一般读者大多不易见到。现在选择出三篇（部），稍作说明。我认为，读了它们，就可以了解太平军本来的面目，不易将各种各样的偏见、成见，以正说包装出现的倒说、戏说、假说，当成是真的那么回事了。

　　这三篇（部）是：《贼情汇纂》、《李秀成供辞》、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。三个立场、地位不同的作者，说了不少可信、可参证、可互补的材料，让读者从中得以了解太平军的原来的基本面目。

　　《贼情汇纂》十二卷，约二十余万字。称太平军为贼，表明编撰者的敌对立场。主要编撰者张德坚。他1853年任湖北抚辕巡捕官，约略如现代省里副处级警官。这年3月，太平军占领南京。他认识到太平军内部情况对清政府的巨大价值，主动向包括俘虏、难民等各武各样的人搜集。并且随湖广总督吴文镕到前线视察，还多次化装深入太平军占领区侦察、采访。他不是为了刻书出名或个人宣泄，而是为了向清政府高层官员提供情报，以供决策或指挥作战之用。不久，吴文镕战败自杀，他愈坚信应当知己知彼。收集情报集成一册，曾送给一些总督、巡抚的衙门，都被收下了，大多还称赞几句，但并未真正重视，有的甚至根本不看。1854年9月，曾国藩收复武汉，他托人送上去，受到重视。曾国藩用所缴获的太平军文书核对，他的情报全部符合，于是将全部缴获的文书交他编辑整理。同时，设立采编所，任命他为总纂官，六品衔即补县丞，还有几个人协助编纂、抄写。原来无薪水的人员，每人每月给薪水四两银子，每月总共给经费四十两银子。可知并无庞大机构，也没有丰沛经费。因武汉被太平军再次攻占而迁长沙时，人员更少。有些人将此书说成是奉曾国藩之命才编撰的，并不尽合事实。这些人确实是为了打败太平军，尽心尽力。其中，分纂（编写者）之一，曾被太平军裹胁的童生的程奉璜，本来要在太平军中从事暗杀活动，后来改变主意，用心笼络可利用之人，收集了大量情报，逃离太平军，参加编写。

　　《贼情汇纂》所记时间，起自太平军公开造反的上一年即1850年，止于1856年最高层内讧前夕。人物的经历，则上溯到以前种种行止。范围包括重要人物、官制、军制、礼制、文告、宗教、粮食、各种人员数目、不能归入上列各类的杂载。它反复强调，“叙事从实，不事润饰”，“注意在能悉贼，非欲传文字也。虽文如八家，不知贼情，亦复无取，更恐肆才臆造。”它力求详尽、具体，但并非有闻即录，而是着眼于防伪，对各种材料作了严格的鉴别和筛选。其中，辑录太平军各种文字甚多，格式文字一律不加改动。文告、印章、服饰、旗帜、战阵等，都有绘图说明。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，圣库里有多少金锭、金叶、金饰，多少银子、银饰，都分别有统计数字，而不是空话形客或者毛估估。关于重要人物即“剧贼姓名”二卷，几乎可以看作是太平军的人事档案。籍贯、职务、经历、性格、社会关系、外表特征，一应俱全。在掌握大量现实情报的基础上，预言“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”，眼光之锐利，判断之准确，令人赞叹。

　　《贼情汇纂》是供曾国藩及其主要幕僚、部将知情和查阅的情报的汇集，对湘军打败太平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有少量人事的记述与事实有出入，这是任何情报、档案、史料都难免的。可惜，它的时间下限只到1856年内讧前为止。大约是国藩也还未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，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，没有收集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，有这样全面、具体、准确度很高的情报，实在非常难得。不但是中国情报史上的里程碑，比起几十年后某些庞大的情报机构所搜罗的，包含大量不实、泡沫、垃圾的情报，都足以睥睨傲视。当它的情报功能随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时，便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没有它，太平军的许多人事、典制、名物，也许到今天人们还根本不知道，也许还在争论不休，也许不时会有“惊人的发现”，也许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考证被作为权威性的结论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大陆没有哪一个“太平天国”史的研究者不看它，敢于公开否定它。但也没有看见过谁公开、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双重价值——当时的实用价值和事后的史料价值。联系到对太平军史研究中为之文过饰非的、是非颠倒的倾向，展示真相的史料被冷藏，被阉割，被歪曲，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。这种情况，在历史研究中并不罕见。由于这部书在中国大陆的尴尬处境，所以一般读者不易见到。

　　《李秀成供辞》——1864年太平军败亡，他败亡前的军师和总司令、忠王李秀成被俘后，为了多种目的，向曾国藩写了长篇供辞。保存太平军的史实，留一部自传，是其中两个基本目的。他是站在维护太平军的立场来写的，也就尽可能不谈洪秀全的邪恶，更不会谈到洪对百姓对文化的酷暴。但既然要保存史实，又是要给对方统帅曾国藩看的。也就不能一味美化太平军。作为太平军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他在这种情况所写下的供辞，自有独特的认识价值、史料价值。对太平军前期，说得比较简单，而着重于洪杨内讧之后，他成为最高层领导人之后的亲历亲见所思所感。这就正好与张德坚《贼情汇纂》在叙事的时间上相衔接，合起来记述了太平军兴亡的全过程。此供辞经曾国藩删节，并有少许修改，以约二万八千字抄件送清朝军机处，并在安庆刊刻出版（即：《九如堂本》）。曾国藩所删去和少许修改，是一些认为有忌讳或可能引起麻烦的话。1944年有人曾赴曾家取李秀成原稿抄校于《九如堂本》之上，并摄影十五帧，后来公开出版。由于《九如堂本》有删节，更由于有些人认为李秀成不会写这样的供辞，它的真伪，曾经有过长期争论。1956年，有人撰文认为，从内容上看，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谈招降问题；从字迹上而言，有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鉴定与李秀成字迹不同为根据，断言是曾国藩伪造。1962年曾氏后人将李秀成原稿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，全稿约三万六千一百字，留存曾国藩及另一人所做少许删改。当伪造说已经根本不能立足之时，政治权威出面说话了：“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晚节不忠，不足为训。”这个批语，现在看来，有很高的策略水平。以肯定供辞真实性为潜台词，超越了对真伪问题论争的表态，转而为对李秀成的评价。重点在于忠字，尤其是晚节的忠不忠。随着“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”这种用于断大案的严峻语气，给李秀成做了“晚节不忠”这样一个既从根本上否定而又有点弹性的结论。要忠于什么，不言自明。晚节不忠，最是要不得。无论什么情况下，无论出于什么动机，无论被忠的对象如何，都必须一忠到底到死。最后从“古为今用”着眼，以“不足为训”警世。有人体会出深刻含意，写了长文解读，说李秀成是叛徒，狠批“叛徒哲学”，借题发挥，影射现实，很快成为最高层官员之一。从此，李秀成到底是不是叛徒，供辞到底是不是投降自首的叛变书，成为注意的焦点。“文革”落幕之后，人们一般不再一棍子打死了，研究来研究去，逐步“从轻发落”。判为“变节行为”——“失节行为”——“政治污点”。仍然着眼于对李秀成的政治衡定和结论。政治结论自然是需要的，尽管上述结论大可商榷。然而，这个过程表明，供辞所写的材料和见解，长期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。

　　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——原题为Na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，直译为：《中国战争的叙述》, 作者是英国入伍士礼（G.L.Wolseley），一位“太平天国”研究家译载于三十年代的中国杂志。全篇十四节，约一万四千字。记作者在1861年初在南京住了一星期的见闻。他当时是英国陆军中校，奉命作为随员，到南京了解太平军的情况。由于他们是由美国牧师、太平军的洋务丞相罗孝全（I.J.Roberts）给予引荐和安排的，所以很受优待，住在忠王府，吃饭不要钱，可以比较自由地参观。当时英国尚未介入中国的内战，他认为英国与中国最重要的是做生意。如果说，有前面所说两篇均与曾国藩有关，这一篇则系与曾完全无关的外国人所作，写给英国公众看的。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官员，作者说，他“本存有反对清廷很深的成见”，如果太平军果有任何美善之处，巴不得快快认同。然而，他所看到的，却乏善可陈。他除了以自身见闻叙述了现在不少人都知道的军事统治、圣库制、废止商业，蒙得恩之受宠与腐败之外，还提供了不少其它第一手资料。比如，太平军之专门俘掠美女，表面上严禁鸦片而到处官员“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与军火”，最低级官军也可以随便杀人，有两个妇女因私相怨叹生活痛苦而被立即斩首，江边人民“令人毕生难忘其惨状”等等。作者所写，看来都是用心观察所得，从南京城墙的高度、厚度，到被轰毁的大报恩寺塔的瓦砾，都不含糊其辞。这个资料，老专家们应当看到的，但却很少有人提起。看来，它所说的见闻，大多是暴露太平军黑暗，不符合歌颂“农民革命”的需要，又难以证明作者是恶意捏造，故而采取“防扩散”的办法，冷藏起来，让它悄悄地灰飞烟灭。

　　这三件资料的作者，身份不同，立场不同，视角不同。他们都是当时的人，都不是为了诋毁太平军而作。他们所写的见闻，会有些与事实有出入之处，但总体上是一致的，符合太平军思想行为的逻辑，也经得起用当时其它大量的记述来验证。如果《李秀成供辞》不是出于这个至死都回护“太平天国”的当事人之手，那么他所说的许多事实，完全可能被某些人说成是污蔑、诽谤。或者用别人的片言只语乃至用一百年后的“调查报告”来予以否定。不是整篇供辞都有人千方百计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吗？长期以来，太平军的历史被搞得混乱不堪，甚至黑白、正邪、是非都颠倒了，少数是带着陈腐的偏见，多数是秉权威意志，戴上有色眼镜看史料。

　　关于太平军的史料，汗牛充栋，几十年来的论著和作品更是铺天盖地。我认为，只要能客观、全面地对待历史，看看前面说的三件资料，就可以大致看清太平军的本来面目。对于太平军的是非功罪，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说，但是一切评说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，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和人类文明进步为准则。那种“以论带史”，先为太平军定了“农民革命”的典范，然后再去找个别现象或片言只语来加大渲染，印证预作的结论；或者，从预作的结论出发去编造种种材料，乃至化腐朽为神奇，只能造成认识上的误导。历史事实、历史真相是评说历史人物、事件的基础。不要这个基础的史书，那是历史研究的异化。如果能从较为可信的资料看清太平军的真相，就不难正确地看待那些“广州雪花大如席”的论著和文艺作品了。

　　假作真时真成假，这是历史的日食。

　　以曾国藩为首的四个士大夫，包括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，历史书上称为“曾胡左李”的，这样一些做官的读书人、近代儒家、经世致用的实行者，是打败太平军的主要人物。

　　他们，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，从“子日诗云”成为军事内行，历尽艰难，呕心沥血，给洪秀全的一生画上了句号。如果说，九死一生的成语，用之于别人，往往带有形容乃至夸张的成分，那么，用在他们身上，尤其是曾国藩、胡林翼身上，就显得太没有力度、太轻描淡写了。胡林翼就是在协力为洪秀全画这个句号，已经“合龙”在望的1861年，因劳瘁呕血而死的。这时他还只有五十虚岁，真正是英年早逝。曾国藩别的凶险不说，光因战败而一再投水自尽，就可想见十年征衣。他的四个弟弟，三个参加湘军，死了两个。

　　他们，每一个都是内涵异常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。除了胡林翼，其余三人还在打败太平军以后从事内政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活动，都是中国近代史书必须评说的。他们又都写过很多东西，那些文集、全集的线装书，即使草草浏览一遍至少也要几个月。这里要说的，只限于为洪秀全和太平军画上句号这件事，而且着重说曾国藩。

　　曾国藩曾经作为“中兴名臣”之首，受到朝野一致推重，大红大紫。民国以后，仍受到很高的评价。可是，随着“太平天国”和洪秀全之被抬上云端，他便被踩到污泥里。被说成是“镇压农民革命的元凶”、“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”、“大刽子手”、“大汉奸”……反正什么恶名都背上了。直到九十年代，才有所缓解，不再那么一致的严厉斥骂。

　　其实，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，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。从根本上来说，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。虽然，在做出这个贡献的过程中，他有反人道行为。在组建湘军之时，他曾经杀了十几个抢米行而且有“会堂分子”嫌疑的平民，因而被称为“曾剃头”。更突出的例子是，与太平军作战中，在安徽池州以下，强制实行坚壁清野，使百姓蒙受深重的苦难。虽然，这个贡献也有负面作用，那就是使清朝的腐朽统治得以延长。但是，在难以求全甚至无法求全的情况下，贡献是根本性的，是全部行为的主要方面。这就用得着一个老掉了牙的成语——瑕不掩瑜。

　　是曾、胡、左、李的不要命，提前结束了洪秀全的命。不然，他还会继续享“天福”，将他的极其邪恶的统治延续下去．不会在五十岁的盛年服毒自杀的。而且，因为他的自杀，导致太平军的提前败亡，结束了中国的十多年内战。

　　肯定、赞美、颂扬洪秀全的人们，以“农民革命领袖”这件不但刀枪不入而且不客怀疑的龙袍，包裹了他的极端黑暗与秽劣。找出几句他和他的伙伴用以骗人的门面话，用以蛊惑民众的标语口号，大谈其“革命思想”和“进步意义”。将明明是将奴隶主、封建帝王的绝对统治与绝对占有的欲望，和要求臣民对邪教的无限迷信，说成能推动历史前进。将他对各种“妖”人的大屠杀，将他对民众的惨酷至极的迫害，几乎完全掩盖起来。照李秀成供辞，南京被湘军攻下时，只有军民三万余人（一说只有一万余人）。这么一个几十万人口的江南大城市，怎会只剩下这点人呢？原来，很多人被杀掉了，很多人逃跑了，很多人被强迫去打仗而战死了，还有很多人饿死了。他对一切的臣民实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。实行“男行”“女行”这种男女分开的政策，这大约是古今中外没有前例的。将妇女当成泄欲工具和劳动工具，比许多帝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说，废除商业、禁绝一切传统文化，是背逆文明的行径，那么，上面说的那些举措，更是赤裸裸的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了。

　　洪秀全许多阴谋阳谋被推到别人身上。比如，明明是他要尽毁一切“妖书”，杨秀清听从身边读书人的意见，以天父的名义说“千古流传之书，不可毁弃”，在现当代的一些论著、作品中却变成是杨秀清要尽毁一切古籍了。又如，明明是他指使韦昌辉大杀“杨党”，却被现当代人说成韦昌辉是主谋。如此大规模地屠杀老干部，其残暴可直追朱元璋。再说，杨秀清以天父附身的名义要公开打他大板，两天后曾当面指出洪在宫中的种种暴行，包括随便乱打乱杀男女官员，根本不将妇女当人看待，甚至穿大头靴踢得小老婆流产，如此等等无不显出一个罕有暴君的邪恶，却被专家避重就轻地说成仅仅是“杖责女官”。与此相关，他明明酷爱女色，还未公开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，刚做天王不久就有三十六个妻妾，蒙得恩投其所好，尽力为他选美而十分得宠，最后至少有妻妾八十八人，竟被专家说成是“生活十分严肃”、“力戒奸淫”，反而谩骂指出这种事实的文人、史家是“反动文人的狂吠”。甚至，他喜欢用一条旧洗脸布，即使是查实有据，也不过是一种癣好，居然被专家大做文章，说成是什么“注意节约”！历史研究到这个份儿上，只能让稍有常识的人瞠目结舌了。

　　约略地提到这些，是为了说明曾国藩们拼死反对的，是个什么角色。然而，曾国藩豁出一切所写的一张文告，《讨粤匪檄》，着重说的，是洪秀全们之反中华文化。这是相当不易写的宣言，押上身家性命的宣言。在当时，这件文告，显示了曾国藩的思想、政治、文化水平。它表明，曾国藩所要拼死捍卫的，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。要倚重来讨伐太平军的，是中华文化所哺育出来的读书人。这个文告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许多读书人先后投身到讨伐的队伍，也得到一些粗通文墨乃至不识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。

　　曾、胡、左、李以及其他一些读书人，他们都没有带过兵打过仗，自身既不能跃马横刀，起初也疏于攻防战术。然而，由于部有高度的文化素养，精神视野较开阔，大局观较强，战略方针也就较为得当。反观太平军，“定都”南京已铸成战略上大错误，“天京”始终被围困，北伐孤军深入，西征分散兵力，广封王爵导致不能统一协调指挥，“围魏救赵”的单一老谱之被识破，不力保安庆和巩固江浙而再次去攻打武汉，“天京”一吃紧就强令部下回救而使外地战果失之交臂，派兵西北企图以远水救近火，最后之株守“天京”而坐以待毙，都是走向败亡的战略性错误。

　　在打败太平军已经在望之时，不少人劝曾国藩做皇帝。胡林翼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王闿运都曾婉转或明确地劝进。在太平军败亡时，湘军将领僚佐三十余人，更是齐集请他黄袍加身。曾经是他对手的李秀成被俘后．也费尽心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。他们的动机不同，尤其是李秀成更是复杂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。一是，出于满汉之分，认为汉人做皇帝比满人好，可以改变小民族统治大民族的状态。二是，清廷腐败无能。皇室与中枢掌权者只知勾心斗角，内忧外患接连不断。在太平军败亡之时，湘军是全国最强大的武装集团。再联合李鸿章的淮军，东南几省尽在囊中。如果又让李秀成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，兵员人数比清廷可调用的人马更是占压倒优势。控制大半个中国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　　但是，曾国藩“不敢”。一般学人都说，他受儒家思想束缚，不肯或不愿违反名教，行不忠之事，在历史上留下恶名。此说有道理，但未免简单化。“不敢”与不肯、不愿有显著差别，它的重点在于对失败及其后果的畏惧。一向能将个人及家族命运与“天下安危”联系起来，以行事稳当著称的曾国藩，所以“不敢”做皇帝是面对现实清醒推测未来的必然。首先是，太平军的残部加上与之合作的捻军还有几十万之众，彻底打败并消灭之，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后来事实证明，果然如此。倘若接受李秀成建议，让他去收罗太平军残部，结果很可能上当，造成太平军死灰复燃，从而形成湘军、清廷、太平军三方争夺天下的局面。清廷方面，僧格林沁所部的王牌军有相当强的战斗力，如湘军与之对垒，在水师无用武之地的北方，要战而胜之，也需费时费力。再从南方汉人大员来说，李鸿章虽然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幕僚，但随着淮军的日益强大，李对他表面上执弟子礼甚恭，但内心却日益不顺从，一旦形势复杂化，到底牵会效忠清廷或拥立他这个老师，就很难预料。那个江西巡抚沈葆桢，在1862年就与他因争军饷而公开冲突，而且这个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，必然会秉承林的遗志，从全局出发反对他做皇帝。有了沈葆桢带头，别的一些督抚倒向哪一边就很难说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他在湘军控制的地盘称帝，造成群雄逐鹿的四分五裂的局面，列强尤其是英、法、俄乘机介入中国的内战，不平等条约、割地、赔款都是不言而喻的，中国被瓜分也并非危言耸听。连李秀成在供词中都提醒他，在太平军失败后，“防鬼反为先”（鬼，指洋鬼子，侵略中国的列强军队），他怎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呢？到这样的地步，整个神州大地都会陷于战乱与沉沦的危险中。他如果做了皇帝，不但要在战乱、忧患、愤恨、惊恐、屈辱中送走余生，还会被作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伪君子的典型，背上大奸似忠、乱臣贼子、民族败类、千古罪人等等无法洗刷的恶名被写入历史书上。他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最严重的后果，使他自己、他的思想信仰、他的子孙后代陷于万劫不复之中，使他的民族祖国在血海中分崩离析。考虑到这种可能，是他比想拥立他的人们清醒、高明之处。考虑到这种可能，他就会不寒而栗，将被煽动起来的做皇帝的念头扼杀于腹中。很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太可怕了，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所以，他确实“不敢”。于是，他杀了李秀成。给拥立的亲信泼了一大盆冰水，主动裁减湘军，指挥经常阳奉阴违的淮军去打与太平军赖文光残部结合的捻军……

　　曾国藩知道他的亲信是一片真诚地拥立，他更看清楚朝廷食言不封他王爵和压低对湘军将领封赏的底蕴，他完全理解湘军上下的不平与不满。但是，他不可能召集全体将士做大报告加以说服，即使能够做大报告有许多话也万万不能明说，即使说了个七八分人们也不能理解，还是要想不通说怪话。于是，他以其地位、其威信、其机智，用十四个字作为回答：“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”。让各人自己去揣摩。明白的，不明白的，半懂不懂的，就看各人悟性了。

　　无论曾国藩当时心情有多么复杂，有多少难以言宣的隐衷，他“不敢”做皇帝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正确的选择。这个选择，不但使他保全了一贯十分重视的名节，不但使他成为“中兴名臣”第一人。不但使他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成为一个品格典范，而且在实际上维护了中国的统一。如果他接受拥立，中国马上四分五裂，英、法、俄等列强就会乘机肢解中国。他看出这种危险，抵挡了做皇帝的诱惑，就为湘军、淮军的一些将领做出了榜样。左宗棠、彭玉麟、潘鼎新、刘铭传等人，后来都成为拥有实权的督抚大员，为抵抗列强侵略和“师夷长技”做了重大的努力，为濒临崩溃的中国缓过气来做出各自的贡献。虽然，他们的努力与贡献，客观上稳住了清廷的统治，延续了这个衰朽王朝的生命。有明显的局限和负面作用。然而，抵抗列强的侵略，减少了中国被肢解的危险，维护了中国的统一，在实行近代化方面有所作为。这是主要方面，应当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。而他们作为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，同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有重要关系。当然，根本上还在于他们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有较好的大局观，才能改变劝进的念头，并且在自己掌握了相当大的兵权时也不再有问鼎之意。不像洪秀全、杨秀清、韦昌辉等人，才占领了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，就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，杀得天昏地暗。

　　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读书人，历尽艰险，打败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，是传统文化战胜野蛮、反人性、恶质文化的邪教军事割据。他们在维护了中国的统一的同时，也就挽救了古老的传统文化。-被太平军禁毁的经史子集重新刊刻流布了，被太平军扫荡的书院、学宫、寺庙、祠堂和其它文物重建了，被太平军摧毁的社会秩序恢复了……于是，东南半壁免于长期混沌而陷入无法疗救的大混乱大倒退的绝境，这也才能谈得上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，才能谈得上勉强地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。诚然，传统文化已经龙钟老朽，有不少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欧洲，必须进行根本性或重大的变革，但一切变革都不是从零开始，不是退回到蒙昧时代为起点。

　　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都是动乱时代产生的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，曾、李尤其如此。他们的思想、品格、文章、行为，他们一生的是非功过，也各不相同，每人都足以让历史家、传记作家写好些本书，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与评说。从打败太平军、埋葬洪秀全这一点来说，他们固然与清朝廷有基本一致的方面，但其动机则有所不同。清朝廷只是为了保住皇位、保住对中国的统治，他们——尤其是曾国藩则首先着眼于维护中华传统文化。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则又是与维护中国的统一互相依存的。曾国藩对朝廷自然有一些不满，但他长期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加上审时度势，也还是采取维护和效力于朝廷的立场。这局限，或者说对历史前进的负面作用，既是他本身的内在文化积淀造成的，更是他生存的外部环境所注定的。然而，九死一生、、殚精竭智地为洪秀全和太平军画上句号，避免一场反人类瘟疫的扩展及延续。避免中国更长时期的分裂和内战，避免列强更凶横的侵略和宰割。质言之，就是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恢复了中华文化在东南半壁的生机，无论如何，这不但是近代史上也是一百五十年来一个重要的句号。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和中华文化命运的历史性的句号。扒掉这个句号，咒骂曾国藩等人画这句号，无论从爱国主义、人道主义或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来评判都是不可思议的。这句号是一个标志。当它被彻底扒掉，就必然会“洪”水滔天，鬼魅横行，蛇鼠袭人，万家墨面，文化蒋然。这种景象，是已经被淡忘而又决不应失落的回忆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说：“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！”

　　历史不是不可知的黑洞，不是魔术师的道具，更不是权力意志的玩偶。如果历史的面目被随便化妆，如果历史人物的是非功罪、贤愚优劣被任意反说，那意味现实生活即将或已经出现了极度的无序，全社会都将为此而付出惊人的代价。

　　洪秀全造反前“除去”孔子牌位，几十年来被不少人写得绘声绘影，笔歌墨舞。确实不应小看。这一点火星，预告长达十几年的燎原大火。

　　曾国藩在《讨粤匪檄》里说：“粤匪焚郴州之学官，毁宣圣之木主，十哲两庑，狼藉满地。所过州县，先毁庙宇，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，亦皆污其宫室，残其身首。”太平军将郴州府学放火烧了，孔子的神主牌毁掉，两边供孔门弟子的长廊也弄得一塌糊涂。所经过其他州县，首先就毁各种宫庙寺院，即使像关羽、岳飞这样凛然正气的忠臣义士，宫庙也被泼了屎尿，塑像被砍头、损坏、打碎。这篇文告，只不过是作者就他所确切了解的事实，举几个例子而已。

　　其实，洪秀全和太平军在此前和此后，对文物和文化的破坏，超过文告所说不知多少倍！被扫荡毁灭的，何止学宫，何止孔子、关羽、岳飞！

　　在湖南永州，有座柳子庙，或称柳先生祠堂。也许始建于唐朝，也许始建于北宋。纪念大作家、大诗人柳宗元的。南宋有人写《柳先生祠堂记》说：“零陵之祀先生于学，于愚溪之上，更郡守不知凡几，而莫之敢废。”为什么历任地方长官无论贤愚臧否，无论爱不爱柳宗元，都不敢废弃柳子庙呢？因为，老百姓都崇敬他，同情他，自愿出钱出力维护这一方小小精神胜地。可是，在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心目中，这当然是“妖”，毁掉不在话下。现在的柳子庙，是光绪三年（1877）重建的。

　　太平军打进武汉，那被老百姓引为自豪的归元寺、宝通寺都是“毁佛崇天帝”方针中明确规定的革命对象，革去惟恐不及。现在的两个寺，分别是同治三年、四年（1864、1865）重建的、也就是说，在太平军败亡的当年和次年，湖北官民就迫不及待地重建了。作为长江中游重镇的武汉，为什么清代以前的文物那么稀缺？一个很重要的因由是由于太平军的大手笔。

　　长期作为安徽重镇的安庆，本应古迹甚富，怎么经太平军多年占领后，只剩下可用于军事的振风塔呢？那与塔一体的迎江寺，是太平军失败后重建的。江西那古城九江，怎么只剩下锁江楼塔，和受损坏了三级的大胜塔呢？固然此地曾经地震，而太平军的几年占领比地震更厉害。现在的能仁寺、天花宫都是太平军失败后的1870年所建。  ．

　　再来说说南京，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古都之一。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”。洪秀全在这个明朝的都城，长住了十一年。入住之时，还叫一批能写文章的人各写了一篇《建都金陵论》。军事割据自称“都”，这是有先例的。但“建”就不知所云了。洪秀全进南京时，明故宫尚在，当时显得太破旧了，而且出于别的一些考虑，他宁愿先暂住现成的两江总督府。要改建扩建极尽想象所及的天王府，除新备办的木材、石料、油漆、金箔等等建材外，明故宫的很多现成材料也尽可以拆来改制。于是，比北京明清故宫更大更富丽的天王府造起来了。可惜，这座“地上的天堂”在1864年被萧孚泗烧了。后来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一小部分旧址上几次重建改建。而被拆掉的明故宫，残留一些石刻和地下埋藏，长期躺着晒太阳。

　　朝天官、夫子庙、白鹭洲、鸡鸣寺、莫愁湖、灵谷寺等等，无不被野蛮消灭或残酷的伤害。现在能看到的，都是太平军败亡后陆续重建或修复的。但是，举世闻名的大报恩寺塔，却和明故宫一样，永远消失了。这座塔是朱棣（明成祖）为纪念其生母而建。历时十九年（1412—1431），费钱三百四十八万两银以上，通体用特制五彩琉璃砖瓦建成，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许。被当时外国游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，足以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媲美。因洪秀全、韦昌辉怕被石达开靖难大军用来攻城，下令埋火药轰毁。仅仅这座塔，如果留着，就可以大大增加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分量。是“妖”要毁要烧，不是“妖”也想拆就拆，想炸就炸。从文物的命运，不能不想起这个大集中营里个人到不同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百五十年来，南京的大劫难有三次：第一次是洪秀全定“都”于此，第二次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和大屠杀，第三次是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革”。这三者之问，可以看出它们或潜或隐的历史联系。

　　不只上面提到这些。镇江、扬州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金华、嘉兴……也远不止这些城市。太平军所占领或经过的十几省，文物古迹都受到重大破坏，以至根本不能重建修复而成为历史名词。比如，大作家吴敬梓不但他在南京住的“秦淮水亭”无遗可寻，他安徽全椒的老家也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。现在的吴敬梓纪念馆，是十几年前在他老家旧址上建造起来的。连柳宗元、吴敬梓遗址都在扫荡之列，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洪秀全“革”中华文化“命”之彻底。这与他禁绝一切古书，仇恨读书人，是完全一致的。

　　我不熟悉文物，到过的地方也少，上面说的只能算是一场燎原大火的零星灰烬。我觉得，近代史家尤其是太平军专家应该做些调查研究。各地有关部门更应系统地做这一工作，有一本明细账。综合起来，就知道这次大火燎原的总体面貌。可以实行媒体上常见的“以史为鉴”。

　　其实，以前人们也知道一些，各地有关部门知道得更多。可是，这种事该怎么看待，怎么说呢？文物古迹要重建、修复，又不能明说太平军的毁坏，于是，现在有些名胜古迹说明书、刻石简介。大凡写“咸丰年问毁于兵火”或“同治年间重建”，又是太平军占领或经过的地方，几乎都可以解读为太平军的大手笔。可就是不能或不敢明讲，甚至让人觉得好像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干的。

　　这也真是煞费苦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