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第3期《东方文化》刊载潘旭澜的《太平杂说》一文（按，包括《应当正名》、《译名小议》、《遥想天京》三题），是一篇拨乱反正的文字。它把长时期被颠倒了、人为美化了的“太平天国”的本来面目，做了实事求是的曝光。尽管一篇短文难以道尽详情，但这一拨乱反正的意义是巨大的。尤其是文中第三小题“遥想天京”，直把这一政权的种种荒唐政令和极端腐败、暴虐的统治，都做了一个近距离的速写。

　　看了《太平杂说》，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一篇六十多年前看到中文杂志所刊载的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。作者为英人G.L.Wolseley，该文原名《中国战争叙述》（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），全篇共十四章，现摘录其中四小题如下：南京之行

　　余固非商人，亦非教士，极想亲到太平军之大本营观察一番，欲小住其间，亲自视察而后自行判断他们之善恶优劣。余对于清朝政府之孱弱无能及腐败情形，颇有经验。我住南京时本存有反对清廷很深的成见。如这个敌对清廷、谋夺其统治权之太平天国果有任何美善之处，我们巴不得快快承认。（译者按：吴氏到南京时当在1861年1月中旬。）

　　在南京时，我们住在忠王府，每日俱有鸡、鸡蛋等食品之供给，而不受我们的钱。看来他们几乎要废去一切货币之使用，而将全个社会回复到远古的家族制度，于其中一般人民之一切需要，只均有一个首长供给，而人民均在其旗下服役者，这办法正是在南京实行的。此处现有王爷十一位，凡人必附属于一王。其名则在该王府注册，各人每日之食品均从各该王府领用。现在食料甚少，而衣料则极多，盖有破苏州后所得者。有几次我们以金钱私行赏给为我们抬行李的工人——皆贫乏，困苦，饿到半死的苦力——但虽无头目在场，他们均不接受，盖恐一被察觉将受死刑也。城内各种店铺均不准开设。惟在城外荒凉曾受兵燹之区间有一二冷淡市场，每日有少少鱼菜出售。

　　南京的妇女

　　现在南京的居民极少，女多而男少，约二与一之比。大多数的人民是由各方俘虏来的，其中一大部分是由苏州来……天王之部下似甚精于鉴别之眼光，因每打胜仗时于全部人民必肆行屠戮而惟把美女留下。我们可以说，那里却没有一个老妇及幼女，但有一大部分男童。

　　按他们的新信仰，一夫不必定要限配一妻。他们每藉神圣下凡的启示以作为恶行淫的护符，甚至藉以废除第十一诫。东王自称为圣神风，一如天王常私与上帝天父秘密谈话的。有一次他——东王——宣称天父下凡授意令一个友人之某妻或某妾（我忘记了是妻抑妾）转移归他享用……

　　军官之残酷

　　在我们未到之前未久，有两妇人私相诽谤天国政府，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。讵料偶语被人听闻，一经报告，两妇立即被斩首。……

　　即使最卑下的军官也有杀人之权。有些地位等于我们之警察者，也可自由施用生杀之权。当我们初到之日，海关署遣一人前来引导我们进城之路。此人即有杀人权。凡有此权者手持三角小祺，中有一“令”字。这是他们“威与权之凭证”。这引路人外观极为平凡，其服装仅胜于苦力一筹，而其职位之卑下甚至入城时守城人拒绝其请求而不许我们进城。罗牧师告诉我们说，当其离开苏州前赴南京时，有一个像这引路人一般高的小官奉命偕其同往，在沿途各站找轿子。有一次有人犯了此官之怒，彼即云要斩其人。幸得罗牧师多方求情乃得免行刑。罗牧师又告诉我们说，在路程中有好些无头的尸骸，是最近被斩首的。官员之腐化

　　我们住在南京时，天王所派来伺候我们的人说，他们原是苏州的纺织工人，苏州被攻克后即被俘而沦为奴隶了。他们之所以得不死者，因为太平军利用他们挑运俘虏品故也。这些不幸的人生活在极痛苦中，但如有其他中国人同在，则不敢表露其苦痛感情。……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处处均有同样的问题，“你们有什么东西出卖？”“有鸦片烟吗？”“有军火枪械吗？”有一人走上一只我们停泊在南京江岸的军舰，而问取一百箱鸦片烟。我们伴侣中有一人要在深夜往视赞王，见那位王爷神志昏昏迷迷的，大概是抽鸦片烟太多之故。如谓天王部下严禁鸦片值得赞许的，真是荒谬之极。这种说法，如用为传教的呼声以求在英国多得同情有利于传教事业，虽未尝不可，然而凡到过沿长江太平军所占领的区域内无论哪一处的人，当闻而发笑。我们到过不少地方了，甚至在南京，到处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和军火。

　　从以上这幅洋人描绘的天京图画来看，无论是首长式的社会组织，饿到半死的抬行李工人，俘虏来的大量女奴，还是以神圣下凡行淫和军官的残酷、官员的腐败，都对《太平杂说》做了有力的补充，为这一政权的真面目做了大曝光。

　　我想，多年来“太平天国”这一南面称孤的短命政权（1851—1864）之所以不断美化和节节拔高，根源就在于历史不断的轮回，“太平天国”的阴魂一再转世。回顾共和国走过的许多弯路，似乎都与“太平天国”有肇出一元的奥妙。从当年的人民公社中可以找出许多一个世纪前在“天京”推行过的政令——圣库制、供给制、诸匠营、百工衙署、夫妻分居、取消商业贸易等等。

　　当年人民公社的那段艰难岁月，年岁小一点都没经历过，不妨看看新近出版的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，尤其是写大跃进的第五章。这位革命老前辈写道：

　　作家协会闹得更凶，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，而且要求都搬家。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，雷厉风行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，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，然后编组，吃饭有炊事组，穿表有缝纫组……

　　……报纸上宣传，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，废除家庭，儿童公有制，夫妻关系打破，男的集中住男宿舍，女的集中住女宿舍，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……

　　现在想起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，男归男营，女归女宿，孩子也编连，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“共产主义幻想”。

　　在这里我想对以上引文的最后的“幻想”二字加以修正。要说这是“幻想”，那这一“幻想”早在上一世纪的“天京”就曾付诸实现，而且在以后的“红色高棉”也曾付诸实现，“人民公社”仅在承上启下，怎么能说是“幻想”呢？！

　　正是由于我们曾经有意无意地以“太平天国”为师，那么依照师道尊严的古训，理应给老师多戴上几顶桂冠，多擦上一些“祛斑美容霜”之类的化妆品才是。只要“人民公社”“就是好”，“太平天国”当然也得“就是好”，“敬天法祖”从来就是人间正道！

　　《太平杂说》一文结尾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：

　　……如果今后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小说家、影视作家，以艺术的大手笔，表现这个“天京”风貌，不但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审美品位，还有很高的认识价值。

　　我以为，这个建议既提晚了又提早了。说它晚，缘于陈家林执导的电视剧《太平天国》（确切片名不详）早巳开拍，不久即将开播了，但我预计该片恐怕不过是类于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那样的一曲悲壮的挽歌吧。祛斑美容霜仍会是照擦不误的。说建议提早了，则是说要真正拍出一部“直面历史真相”的“悲剧与闹剧”，似乎还缺乏舆论基础。在中国，这类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还属任重道远，“太平天国”的拨乱反正尚未列入当务之急，现在似乎还只能做点“吹风”、“问路”之事。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《太平杂说》已做了很好的开始。

　　原载《东方文化》1999年第1期

　　我是在中学的历史课上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“农民起义”，并且知道“农民起义”都是很伟大的，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。至于那些领袖人物，则个个都是大英雄大豪杰，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。最早令我对“农民起义”发生怀疑的，是鲁迅。鲁迅向来主张反抗压迫、以恶抗恶。他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固然向无好言，但在谈及历史上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时，却也从无褒词，例如，说到张献忠的祸蜀，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恶。

　　其实。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能明白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说法有多么可疑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“农民起义”大大小小有那么多次，只要每次都将历史向前推进一点，那到近代也就进步得相当可观了，何至于衰弱到经不起西方列强的轻轻一击。

　　按通常的说法，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。就在近代史开始不久，爆发了洪秀全、杨秀清等人领导的“太平天国”运动。这场发生在近代史早期的规模宏大、历时长久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，数十年间，一直获得极高的评价。人们将“太平天国”作为“农民起义”的标本而大加称颂。至于洪秀全，则被戴上一顶“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代表人物”的桂冠，更有人殚精竭虑地探究洪秀全的“哲学观念”、“思想体系”。而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，最近一两年在《文汇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钟山》、《东方文化》等报刊上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“太平天国”的学术随笔，从各个方面对“太平天国”进行了冷峻的解剖，并做出了自己的评判。

　　潘先生的“正业”是文学研究，但对历史的兴趣却同样浓厚，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，许多问趣，都有自已的感悟和看法。最近十来年，潘先生发表了大量散文、随笔，出版了《小小的篝火》、《咀嚼世味》等散文、随笔集，其中有些文章，便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见解。至于对洪杨的“太平天国”，潘先生从年轻时代便留心有关的中外资料，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。这些观点在心里闷了很多年，最近一两年，才以“杂说”的方式得以表露。

　　“太平杂说”的第一篇是《应当正名》。洪杨领导的这场造反运动，多年来人们一直称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潘先生认为，这是不准确的。“太平天国”是洪杨自称的“国号”，但严格说来，他们并不曾真正意义上地“立国”。太平军并不曾推翻清政府而代之，他们只是在高中央政府很遥远的南方数省进行区域性的军事割据，即使在被他们部分占据的省份，清政府的行敢机构也仍然存在。洪秀全起事未久，连县城都还没攻下一个时，便登基当了“天王”，后来虽然“建都”南京，但实行的也是军事化管理，并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。“太平天国”的“国号”虽然打出来了，但直到洪秀全服毒自杀时，都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。当时的中国百姓并不把被太平军占据的地区视作独立的一国，国际上也从未有他国对“太平天国”予以承认。因此，按照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是不妥当的。历史上的“农民起义”领袖，在占据了一些地方后就忙着称帝立国，匆匆过把皇帝瘾。例如李自成曾在襄阳称新顺王，不久又在西安建立了“大顺国”，并且还设立了一套行政机构，很快还打进了明朝的都城北京；再侧如，张献忠也曾在武昌称大西王，后又在成都称帝，建立了“大西国”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兴亡，也基本与太平军历时相当，但后人并不按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去称呼他们的造反运动，而独将太平军的造反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　　潘先生观察太平军造反，有一个根本的视角，就是看其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。在《大渡河钟声》、《走出梦话》等文章里，潘先生指出，如果不带偏见，不从某种教条出发，就应该承认，这场造反运动不是推动，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。对当时的中国而言，鸦片战争是挫折，也是机遇。太平军起事前，魏源等人已提出要培养人才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发展近代工业。在当时的情形下，清政府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采纳这些维新建议的。然而，很快爆发的太平军造反，把清政府弄得手忙脚乱、焦头烂额，也就根本顾不上将这些维新措施提上议事日程，同时客观情况也不允许将这些哪怕是最初步的维新措施付诸实践，仅仅是“师夷长技”这最原始的一步，也没有条件大力实行。在清政府与太平军拼得两败俱伤、国力更为虚弱之际，英法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中国的内乱，给了西方列强更大的可乘之机。太平军从起事到最终平息，历时十八年。由于这十八年处于近代史的开端，它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延缓了十八年，更使得以后的努力加倍地艰难。它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许是难以估量的。

　　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，完全取清廷而代之，控制了全国，结果会怎样呢？——恐怕会更糟。在《走出梦话》、《天堂与坟墓》、《天王进城》、《王爵奇观》、《岂可讳言》等文章里，潘先生指出，洪杨等人，其实是目光短浅、胸无大志的。看看他们“定都”南京后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举措，看看他们的种种反人性反文明的政策，便能明白，如若他们控制了全国，那将是怎样的民族灾难。洪杨等人，本质上是极端仇视知识文化的，对近代文明茫然无知也毫无兴趣。清政府够腐败的，但“太平天国”在“定都”南京后的腐败，丝毫不逊于清政府，再加上与清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专制、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，使他们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什么积极作用。

　　看清了太平军造反的实质，清除了涂抹在洪秀全脸上的油彩后，对这场运动中的诸多具体问题，也就能还其历史真相。例如，1856年太平军最高层的相互残杀，是太平军走向覆灭的开始。长期以来，有关论著和历史教科书，在谈到这一事件时，总是百般为洪秀全开脱，硬说韦昌辉的铲除杨秀清是在“个人野心”膨胀下进行的一场“政变”，因此责任应由韦昌辉这个太平军中的败类和“变节分子”来负。在《岂可讳言》中，潘先生指出，这一事件的实质，是洪杨对最高宝座的争夺。韦的杀杨，只能是出自洪的“旨意”，否则便难以思议。所以，说这次事件是韦发动的“政变”是根本说不通的，将其称作“杨韦事件”或“天京事变”也都不准确，正确的说法应当是：洪杨内讧。

　　为了美化洪秀全，人们不仅讳言洪杨内讧，对太平军内部的所有是是非非的评判，都从洪氏本位出发。例如，石达开的出走，被说成是不顾大局的“分裂主义”和“个人英雄主义”，李秀成被俘后的自供，则被说成是“污点”、“失节”、“叛变”。潘先生的《大渡河钟声》和《歧路咏叹调》（按，本书中改题为《复调挽歌》）等文章，则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，并指出，他们的悲剧，不在于对无可救药的洪氏小朝廷忠得不够，而在于过于愚忠。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造反运动，必然有优秀人物投身其中，也必然会造就出才智超人之士，石达开和李秀成，便是太平军将领中的优秀者。他们的人生悲剧也就分外耐人寻味。尤其文韬武略的石达开，本可以为民族富强、为历史进步做出一份贡献，同时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能充分实现。但由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一错再错，终于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“又大又黑的惊叹号”，只给后人留下一份咀嚼不尽的教训。一个很优秀的人，因为投身于一场错误的历史运动，或者因为不得已而置身于一段荒谬的历史中，从而使自己的生与死都了无价值，这样的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。石达开只是其中之一。潘先生以《大渡河钟声》一文，为石达开唱了一曲挽歌。

　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。我以前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。现在觉得，这句话，也对，也不对。

　　1998年9月2日南京

　　原载《文艺报》1998年10月15日 / 收于随笔集《给每日以生命》

　　去年十月，我已经作好结集的准备，连集子的前言也写好了。由于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原因，结集出版的事搁了下来。其间，又增写了几篇。

　　可以写的题目还不少。不过，仍然决定就此告一段落。我的时间、精力有限，这只是清理自己的文化杂货堆的第一项，现在不应该无节制地加大投入。而且，多数要写的题目，在已写的文章中已简略地说度，再单独另写套增多重复，就采取人们常说的“点到为止”吧。求全求大从来就不是我的写作取向。我写这一批杂说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已经释放，它就是向一些“太平天国”论著和作品说一声：不，历史不可随意颠倒，也不可阿世曲说。

　　如果这声音是雾岛疏钟，今后就一定不断有学人和作家，尤其是中青年学人和作家，用他们的鸿篇巨制来细说太平军的兴亡。如果这声音只不过是瀚海驼铃，那也让今天和明天的有心人知道，有一个扛着自己脑袋的学人，说出了一种不同的认知。

　　在这批杂说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，我时时感到习惯势力和主流话语的强大。我想，在眼下中国大陆，上网还远不足以取代纸张出版物。如果不能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，写作的用意就大打折扣。要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，就不能不考虑语言空间的限度。纵然如此，有些报刊要发表这些文章，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。担心被指责为“否定农民革命”，甚至扣上“反马克思主义”之类的帽子，而遭到或明或暗的“麻烦”。这我能够理解。因为即使我这么闭塞，也感受到面前和背后的种种异常。

　　如果，我想让编辑们签发时减少顾虑，那我就应该在稿件可能被卡住被压下时，打出姜子牙的杏黄旗，也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军的评价。马克思这位太平军的同时代人，倡导革命的思想家，1853年对太平军曾寄以热切的期望，但到1862年，当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，他用德文写道：“除了改朝换代以外，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……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。他们的全部使命，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。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。”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价：“显然，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（化身）。但是，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。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。”在当代中国大陆，马克思本人这一合乎事实的评说，大约没有哪个太平军的美化者、维护者敢于站出来公开否定罢，因为他们全都要马克思这把“刀子”呢。那么，它应当可以成为我的杂说顺利发表和消灾免难的杏黄旗。但是，我没有打出这面旗子。因为，我对太平军的看法是在读到马克思文章以前就形成的，是以史实为根据，以我所了解的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的。虽然马克思对太平军的否定与我的看法相通（而且表达更自由更严厉），但它只是简短的述评，更何况各自视角显然不同；再则，在看够了将政治思想权威的话作为文化生涯的钓鱼台或黄金台。以权威的话作为评判学术问题的唯一标准，我这些根本不是注经解经之作。是不应借光——用马克思的话作杏黄旗的。现在，好不容易，这批杂说都已经或即将在报刊上发表，将马克思的话写在集子后记里，只是想说，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“太平天国”论著和作品，其实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。顺使说一句，有的专家，当马克思在中国被借用频率最高的时候，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，胡适重新成为偶像时，又以胡适及门弟子自炫，令人联想不少而感触更多。

　　好些年采，各种媒介上经常提出“以史为鉴”。这话固然必须对外国人尤其是企图否定或篡改历史的外国人讲，也应当对本国人讲。是的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要正常地生存和发展，以史为鉴是很必要的。“世界之最”的光荣历史当然应该弘扬，以振奋民族精神，以寻求兴旺发达的经验和规律。对于历史上的病患和污垢，也要勇于揭出，从中汲取教训，以免重蹈复辙。对于太平军造反，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，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、反文化的罪恶。不然，它就会以不同的名义或面目，再度将中国拖进灾难的深渊。在德国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早已被宣布为非法，但新纳粹分子还蠢蠢欲动，故而将1996年1月27日定为“纳粹受害者纪念日”，最近柏林又举办多种活动，包括为纳粹杀害者建立纪念碑的开工仪式，让人们永远记住纳粹的罪行。而太平军至今却还打着“农民革命”的大红伞，在中国呼风唤雨，是很值得警惕的。需要大多数中国人都来以史为鉴，才能避免那闹剧和丑剧混合而成的大悲剧重演。这将是一个艰巨又漫长的历程。首先要有良知、有现代理性的文化人来做这个启蒙。

　　这批杂说终于在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、长春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山西、海南、西安、郑州、香港等地的有影响的报刊分别发表或转载了。不少读过一部分杂说的文化人，包括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科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、编辑、学者、作家，来信、来电话或当面表示赞同和鼓励。其中有两位，还撰文在北京、广州的报刊上发表。最近我到南京，一位老文化人、离休干部向我说：“你的‘太平杂说’写得好，我同意你的见解。”随后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曾祖父就是太平军，从外地到南京来的。”三言两语，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前年至今，先后有好几家出版社来信、来电、来人要这部稿子。更有不少热心人，在八字还没有半撇之时，来信或捎话说要买这本书。对于这些关注、支持和鼓励，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。我无法将他们的大名列出，哪怕各方面选择几个也不合适，免得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解。

　　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，自己在后记里说了这么些多余或不多余的题边题外话，反映我伤残而且困迫的写作心态。总共不过十来万字，用了三四年之久，等于一般研究生写两部博士论文。知我笑我，都随他去。

　　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先生、董令生女士，一直关注我写作进展，而且再三表示要尽力将这本书及时出好，我赞赏他们这种出版家、编辑家的器度，所以也就乐意交给他们出版。但愿我们的合作，得到读者和时间的首肯。

　　潘旭澜

　　我的《太平杂说》发表了几篇之后，陆续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，其中，有些人问到了史料。其实，我这些文章，并不是靠史料而给人“耳目一新”，我只是客观地说出了若干事实和我的见解。既然讲历史真相，当然有史料根据。不过，这些史料一般读者大多不易见到。现在选择出三篇（部），稍作说明。我认为，读了它们，就可以了解太平军本来的面目，不易将各种各样的偏见、成见，以正说包装出现的倒说、戏说、假说，当成是真的那么回事了。

　　这三篇（部）是：《贼情汇纂》、《李秀成供辞》、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。三个立场、地位不同的作者，说了不少可信、可参证、可互补的材料，让读者从中得以了解太平军的原来的基本面目。

　　《贼情汇纂》十二卷，约二十余万字。称太平军为贼，表明编撰者的敌对立场。主要编撰者张德坚。他1853年任湖北抚辕巡捕官，约略如现代省里副处级警官。这年3月，太平军占领南京。他认识到太平军内部情况对清政府的巨大价值，主动向包括俘虏、难民等各武各样的人搜集。并且随湖广总督吴文镕到前线视察，还多次化装深入太平军占领区侦察、采访。他不是为了刻书出名或个人宣泄，而是为了向清政府高层官员提供情报，以供决策或指挥作战之用。不久，吴文镕战败自杀，他愈坚信应当知己知彼。收集情报集成一册，曾送给一些总督、巡抚的衙门，都被收下了，大多还称赞几句，但并未真正重视，有的甚至根本不看。1854年9月，曾国藩收复武汉，他托人送上去，受到重视。曾国藩用所缴获的太平军文书核对，他的情报全部符合，于是将全部缴获的文书交他编辑整理。同时，设立采编所，任命他为总纂官，六品衔即补县丞，还有几个人协助编纂、抄写。原来无薪水的人员，每人每月给薪水四两银子，每月总共给经费四十两银子。可知并无庞大机构，也没有丰沛经费。因武汉被太平军再次攻占而迁长沙时，人员更少。有些人将此书说成是奉曾国藩之命才编撰的，并不尽合事实。这些人确实是为了打败太平军，尽心尽力。其中，分纂（编写者）之一，曾被太平军裹胁的童生的程奉璜，本来要在太平军中从事暗杀活动，后来改变主意，用心笼络可利用之人，收集了大量情报，逃离太平军，参加编写。

　　《贼情汇纂》所记时间，起自太平军公开造反的上一年即1850年，止于1856年最高层内讧前夕。人物的经历，则上溯到以前种种行止。范围包括重要人物、官制、军制、礼制、文告、宗教、粮食、各种人员数目、不能归入上列各类的杂载。它反复强调，“叙事从实，不事润饰”，“注意在能悉贼，非欲传文字也。虽文如八家，不知贼情，亦复无取，更恐肆才臆造。”它力求详尽、具体，但并非有闻即录，而是着眼于防伪，对各种材料作了严格的鉴别和筛选。其中，辑录太平军各种文字甚多，格式文字一律不加改动。文告、印章、服饰、旗帜、战阵等，都有绘图说明。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，圣库里有多少金锭、金叶、金饰，多少银子、银饰，都分别有统计数字，而不是空话形客或者毛估估。关于重要人物即“剧贼姓名”二卷，几乎可以看作是太平军的人事档案。籍贯、职务、经历、性格、社会关系、外表特征，一应俱全。在掌握大量现实情报的基础上，预言“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”，眼光之锐利，判断之准确，令人赞叹。

　　《贼情汇纂》是供曾国藩及其主要幕僚、部将知情和查阅的情报的汇集，对湘军打败太平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有少量人事的记述与事实有出入，这是任何情报、档案、史料都难免的。可惜，它的时间下限只到1856年内讧前为止。大约是国藩也还未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，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，没有收集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，有这样全面、具体、准确度很高的情报，实在非常难得。不但是中国情报史上的里程碑，比起几十年后某些庞大的情报机构所搜罗的，包含大量不实、泡沫、垃圾的情报，都足以睥睨傲视。当它的情报功能随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时，便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没有它，太平军的许多人事、典制、名物，也许到今天人们还根本不知道，也许还在争论不休，也许不时会有“惊人的发现”，也许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考证被作为权威性的结论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大陆没有哪一个“太平天国”史的研究者不看它，敢于公开否定它。但也没有看见过谁公开、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双重价值——当时的实用价值和事后的史料价值。联系到对太平军史研究中为之文过饰非的、是非颠倒的倾向，展示真相的史料被冷藏，被阉割，被歪曲，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。这种情况，在历史研究中并不罕见。由于这部书在中国大陆的尴尬处境，所以一般读者不易见到。

　　《李秀成供辞》——1864年太平军败亡，他败亡前的军师和总司令、忠王李秀成被俘后，为了多种目的，向曾国藩写了长篇供辞。保存太平军的史实，留一部自传，是其中两个基本目的。他是站在维护太平军的立场来写的，也就尽可能不谈洪秀全的邪恶，更不会谈到洪对百姓对文化的酷暴。但既然要保存史实，又是要给对方统帅曾国藩看的。也就不能一味美化太平军。作为太平军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他在这种情况所写下的供辞，自有独特的认识价值、史料价值。对太平军前期，说得比较简单，而着重于洪杨内讧之后，他成为最高层领导人之后的亲历亲见所思所感。这就正好与张德坚《贼情汇纂》在叙事的时间上相衔接，合起来记述了太平军兴亡的全过程。此供辞经曾国藩删节，并有少许修改，以约二万八千字抄件送清朝军机处，并在安庆刊刻出版（即：《九如堂本》）。曾国藩所删去和少许修改，是一些认为有忌讳或可能引起麻烦的话。1944年有人曾赴曾家取李秀成原稿抄校于《九如堂本》之上，并摄影十五帧，后来公开出版。由于《九如堂本》有删节，更由于有些人认为李秀成不会写这样的供辞，它的真伪，曾经有过长期争论。1956年，有人撰文认为，从内容上看，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谈招降问题；从字迹上而言，有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鉴定与李秀成字迹不同为根据，断言是曾国藩伪造。1962年曾氏后人将李秀成原稿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，全稿约三万六千一百字，留存曾国藩及另一人所做少许删改。当伪造说已经根本不能立足之时，政治权威出面说话了：“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晚节不忠，不足为训。”这个批语，现在看来，有很高的策略水平。以肯定供辞真实性为潜台词，超越了对真伪问题论争的表态，转而为对李秀成的评价。重点在于忠字，尤其是晚节的忠不忠。随着“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”这种用于断大案的严峻语气，给李秀成做了“晚节不忠”这样一个既从根本上否定而又有点弹性的结论。要忠于什么，不言自明。晚节不忠，最是要不得。无论什么情况下，无论出于什么动机，无论被忠的对象如何，都必须一忠到底到死。最后从“古为今用”着眼，以“不足为训”警世。有人体会出深刻含意，写了长文解读，说李秀成是叛徒，狠批“叛徒哲学”，借题发挥，影射现实，很快成为最高层官员之一。从此，李秀成到底是不是叛徒，供辞到底是不是投降自首的叛变书，成为注意的焦点。“文革”落幕之后，人们一般不再一棍子打死了，研究来研究去，逐步“从轻发落”。判为“变节行为”——“失节行为”——“政治污点”。仍然着眼于对李秀成的政治衡定和结论。政治结论自然是需要的，尽管上述结论大可商榷。然而，这个过程表明，供辞所写的材料和见解，长期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。

　　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——原题为Na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，直译为：《中国战争的叙述》, 作者是英国入伍士礼（G.L.Wolseley），一位“太平天国”研究家译载于三十年代的中国杂志。全篇十四节，约一万四千字。记作者在1861年初在南京住了一星期的见闻。他当时是英国陆军中校，奉命作为随员，到南京了解太平军的情况。由于他们是由美国牧师、太平军的洋务丞相罗孝全（I.J.Roberts）给予引荐和安排的，所以很受优待，住在忠王府，吃饭不要钱，可以比较自由地参观。当时英国尚未介入中国的内战，他认为英国与中国最重要的是做生意。如果说，有前面所说两篇均与曾国藩有关，这一篇则系与曾完全无关的外国人所作，写给英国公众看的。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官员，作者说，他“本存有反对清廷很深的成见”，如果太平军果有任何美善之处，巴不得快快认同。然而，他所看到的，却乏善可陈。他除了以自身见闻叙述了现在不少人都知道的军事统治、圣库制、废止商业，蒙得恩之受宠与腐败之外，还提供了不少其它第一手资料。比如，太平军之专门俘掠美女，表面上严禁鸦片而到处官员“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与军火”，最低级官军也可以随便杀人，有两个妇女因私相怨叹生活痛苦而被立即斩首，江边人民“令人毕生难忘其惨状”等等。作者所写，看来都是用心观察所得，从南京城墙的高度、厚度，到被轰毁的大报恩寺塔的瓦砾，都不含糊其辞。这个资料，老专家们应当看到的，但却很少有人提起。看来，它所说的见闻，大多是暴露太平军黑暗，不符合歌颂“农民革命”的需要，又难以证明作者是恶意捏造，故而采取“防扩散”的办法，冷藏起来，让它悄悄地灰飞烟灭。

　　这三件资料的作者，身份不同，立场不同，视角不同。他们都是当时的人，都不是为了诋毁太平军而作。他们所写的见闻，会有些与事实有出入之处，但总体上是一致的，符合太平军思想行为的逻辑，也经得起用当时其它大量的记述来验证。如果《李秀成供辞》不是出于这个至死都回护“太平天国”的当事人之手，那么他所说的许多事实，完全可能被某些人说成是污蔑、诽谤。或者用别人的片言只语乃至用一百年后的“调查报告”来予以否定。不是整篇供辞都有人千方百计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吗？长期以来，太平军的历史被搞得混乱不堪，甚至黑白、正邪、是非都颠倒了，少数是带着陈腐的偏见，多数是秉权威意志，戴上有色眼镜看史料。

　　关于太平军的史料，汗牛充栋，几十年来的论著和作品更是铺天盖地。我认为，只要能客观、全面地对待历史，看看前面说的三件资料，就可以大致看清太平军的本来面目。对于太平军的是非功罪，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说，但是一切评说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，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和人类文明进步为准则。那种“以论带史”，先为太平军定了“农民革命”的典范，然后再去找个别现象或片言只语来加大渲染，印证预作的结论；或者，从预作的结论出发去编造种种材料，乃至化腐朽为神奇，只能造成认识上的误导。历史事实、历史真相是评说历史人物、事件的基础。不要这个基础的史书，那是历史研究的异化。如果能从较为可信的资料看清太平军的真相，就不难正确地看待那些“广州雪花大如席”的论著和文艺作品了。

　　假作真时真成假，这是历史的日食。

　　洪秀全造反前“除去”孔子牌位，几十年来被不少人写得绘声绘影，笔歌墨舞。确实不应小看。这一点火星，预告长达十几年的燎原大火。

　　曾国藩在《讨粤匪檄》里说：“粤匪焚郴州之学官，毁宣圣之木主，十哲两庑，狼藉满地。所过州县，先毁庙宇，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，亦皆污其宫室，残其身首。”太平军将郴州府学放火烧了，孔子的神主牌毁掉，两边供孔门弟子的长廊也弄得一塌糊涂。所经过其他州县，首先就毁各种宫庙寺院，即使像关羽、岳飞这样凛然正气的忠臣义士，宫庙也被泼了屎尿，塑像被砍头、损坏、打碎。这篇文告，只不过是作者就他所确切了解的事实，举几个例子而已。

　　其实，洪秀全和太平军在此前和此后，对文物和文化的破坏，超过文告所说不知多少倍！被扫荡毁灭的，何止学宫，何止孔子、关羽、岳飞！

　　在湖南永州，有座柳子庙，或称柳先生祠堂。也许始建于唐朝，也许始建于北宋。纪念大作家、大诗人柳宗元的。南宋有人写《柳先生祠堂记》说：“零陵之祀先生于学，于愚溪之上，更郡守不知凡几，而莫之敢废。”为什么历任地方长官无论贤愚臧否，无论爱不爱柳宗元，都不敢废弃柳子庙呢？因为，老百姓都崇敬他，同情他，自愿出钱出力维护这一方小小精神胜地。可是，在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心目中，这当然是“妖”，毁掉不在话下。现在的柳子庙，是光绪三年（1877）重建的。

　　太平军打进武汉，那被老百姓引为自豪的归元寺、宝通寺都是“毁佛崇天帝”方针中明确规定的革命对象，革去惟恐不及。现在的两个寺，分别是同治三年、四年（1864、1865）重建的、也就是说，在太平军败亡的当年和次年，湖北官民就迫不及待地重建了。作为长江中游重镇的武汉，为什么清代以前的文物那么稀缺？一个很重要的因由是由于太平军的大手笔。

　　长期作为安徽重镇的安庆，本应古迹甚富，怎么经太平军多年占领后，只剩下可用于军事的振风塔呢？那与塔一体的迎江寺，是太平军失败后重建的。江西那古城九江，怎么只剩下锁江楼塔，和受损坏了三级的大胜塔呢？固然此地曾经地震，而太平军的几年占领比地震更厉害。现在的能仁寺、天花宫都是太平军失败后的1870年所建。  ．

　　再来说说南京，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古都之一。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”。洪秀全在这个明朝的都城，长住了十一年。入住之时，还叫一批能写文章的人各写了一篇《建都金陵论》。军事割据自称“都”，这是有先例的。但“建”就不知所云了。洪秀全进南京时，明故宫尚在，当时显得太破旧了，而且出于别的一些考虑，他宁愿先暂住现成的两江总督府。要改建扩建极尽想象所及的天王府，除新备办的木材、石料、油漆、金箔等等建材外，明故宫的很多现成材料也尽可以拆来改制。于是，比北京明清故宫更大更富丽的天王府造起来了。可惜，这座“地上的天堂”在1864年被萧孚泗烧了。后来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一小部分旧址上几次重建改建。而被拆掉的明故宫，残留一些石刻和地下埋藏，长期躺着晒太阳。

　　朝天官、夫子庙、白鹭洲、鸡鸣寺、莫愁湖、灵谷寺等等，无不被野蛮消灭或残酷的伤害。现在能看到的，都是太平军败亡后陆续重建或修复的。但是，举世闻名的大报恩寺塔，却和明故宫一样，永远消失了。这座塔是朱棣（明成祖）为纪念其生母而建。历时十九年（1412—1431），费钱三百四十八万两银以上，通体用特制五彩琉璃砖瓦建成，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许。被当时外国游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，足以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媲美。因洪秀全、韦昌辉怕被石达开靖难大军用来攻城，下令埋火药轰毁。仅仅这座塔，如果留着，就可以大大增加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分量。是“妖”要毁要烧，不是“妖”也想拆就拆，想炸就炸。从文物的命运，不能不想起这个大集中营里个人到不同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百五十年来，南京的大劫难有三次：第一次是洪秀全定“都”于此，第二次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和大屠杀，第三次是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革”。这三者之问，可以看出它们或潜或隐的历史联系。

　　不只上面提到这些。镇江、扬州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金华、嘉兴……也远不止这些城市。太平军所占领或经过的十几省，文物古迹都受到重大破坏，以至根本不能重建修复而成为历史名词。比如，大作家吴敬梓不但他在南京住的“秦淮水亭”无遗可寻，他安徽全椒的老家也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。现在的吴敬梓纪念馆，是十几年前在他老家旧址上建造起来的。连柳宗元、吴敬梓遗址都在扫荡之列，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洪秀全“革”中华文化“命”之彻底。这与他禁绝一切古书，仇恨读书人，是完全一致的。

　　我不熟悉文物，到过的地方也少，上面说的只能算是一场燎原大火的零星灰烬。我觉得，近代史家尤其是太平军专家应该做些调查研究。各地有关部门更应系统地做这一工作，有一本明细账。综合起来，就知道这次大火燎原的总体面貌。可以实行媒体上常见的“以史为鉴”。

　　其实，以前人们也知道一些，各地有关部门知道得更多。可是，这种事该怎么看待，怎么说呢？文物古迹要重建、修复，又不能明说太平军的毁坏，于是，现在有些名胜古迹说明书、刻石简介。大凡写“咸丰年问毁于兵火”或“同治年间重建”，又是太平军占领或经过的地方，几乎都可以解读为太平军的大手笔。可就是不能或不敢明讲，甚至让人觉得好像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干的。

　　这也真是煞费苦心了。

　　太平军最善战的高层将领，内讧前是石达开，内讧后是李秀成。

　　战争是磨刀石。几年之间，使李秀成由一个聪明勇敢的士兵，成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将领。内讧之后，太平军中无人可用，急需提拔头领，给了他机遇。没有内讧，按常规递升，他不可能这么快成为主将。内讧以后，洪秀全对异姓非常疑忌，李秀成这主将便十分难当。他犯颜直谏，要求革去洪仁发、洪仁达王爵，请回石达开，造成了与洪氏兄弟不可弥合的鸿沟。封他为忠王，赐“万古忠义”手书，不过是洪秀全一种安抚，是一种低级权术，意在用“忠”字锁住他的灵魂。一有不同意见，没有十分驯顺照洪秀全意思行事，洪便发怒，便更加固执已见，便严辞训斥。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不承认洪秀全1861年改“国号”为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”（即将小朝廷正式变成洪秀全个人私有），加深了洪对他的疑忌。连他主动将母、妻送到南京做人质，洪也还不放心。洪在军事上是个无能之徒，只知南京被围时力竭声嘶大喊救驾，全局得失全然不顾。洪对他疑忌之深，令人难以思议。直到临死，还愤愤然地公开宣布罢他的官。夺他的权。说他如不顺从其兄洪仁达主意和其甥萧有和的命令，号召“合朝诛之”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在这之前，洪用不着他来支撑危局，就会将他除掉的。

　　在太平军的主要将领中，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见，而且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一套，比较多地保留着传统文化中他所认同的部分。他头脑比较清醒。比较注重实际而不“一味信天”。他对部下将领、人员，比较宽厚甚至无原则地袒护。所以苏州、南京等地的军民上下，或愿意跟从他，或将他看作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寄托。对于清政府战败自杀或被俘官员，或以礼安葬，或赠银放走，这种统战手段在太平军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
　　占领苏州，是他军事上的重要胜利，也潜伏着败亡的因素。一则，此后他用兵多从江浙着眼，大局观显然受影响；二则，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和骄傲情绪；三则，物质生活的奢侈腐败。苏州是中国难得的安乐乡，向有天堂之称。农民造反者一般都有“打天下就要坐（享）天下”的心理，占领了这样好地方，很难抵挡物资诱惑，排拒“送上来”的享受。李秀成也在所难免。

　　只说第三项。其一，1860年6月，一占领苏州，动用几千人改建拙政园，作为忠王府，至1863年11月苏州被部下献降时还未完工。江苏巡抚李鸿章看了，惊叹其为“平生所未见”的“神仙洞窟”。现在虽不如当年，还是苏州主要景点之一。其二，他头上的狻猊冠，即使作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。根据呤唎（A.F.Lindley）的描述，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朱翊钧皇冠，要珍贵、精巧得多。其三，他财宝之多，弄得洪氏兄弟眼红，叫他捐饷银，否则不放他回苏州。他虽然没有时间来充分享用，但心理上的腐蚀是相当大的。昭王黄文英说，“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，顾私不顾公的”，当然不会没有根据。上行下效，他所管辖的主要将领，不少人只顾自己利益，各行其是。其他有权的将官，物质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战斗意志。1862年南京解围战，之所以可能胜利而没有胜利，不是“未带冬衣”，而是诸将多有私心，斗志不旺，战斗力大不如前，加上受洪氏诸王掣肘的结果。这次未能获胜，太平军的颓势便无可逆转。

　　比起太平军其他一些将帅，他的缺点和过失，包括前面没谈到的，都算不了什么。太平军后期，他的战功最大，威信也最高。更何况，陈玉成死后，他是支撑太平军的唯一大柱。

　　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远被俘，有一些偶然因素。一是因为他要突围时，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，骑着不得力之马，无法远走，逃入荒山。二是，随身带了不少珍宝，引起发现的两家百姓争夺，解送湘军。这偶然中也有必然。他的忠君思想，使他将战马给“幼主”。他过于看重宝物。才会暴露身份并引起争夺。如果他骑着战马，带着适量银子、食物，很可能突围成功。但在当时“忽喇喇大厦倾”的形势下，无论到浙江、江西或安徽，看来都难逃厄运。洪仁玕和幼天王，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吗？他的堂弟李世贤，原来威信也很高，在漳州被围困紧急时，传檄汪海洋来救，汪竟坐视其败。李世贤好不容易逃到汪军中，竟在睡觉时被汪刺死。可见在军心分崩离析之时，李秀成迟早败亡是大势注定的。

　　他被俘后所写的供词（以前多称之为自述），真伪问题曾经争论了好久。认为是伪造的人，竟说如果肯定供词是真的，那就是丑化农民革命。在这样的立论下，去让法医作技术鉴定。于是，判定供词是伪造。科学技术到了如此地步，实在是十分可叹的。然而，这当然不是偶然更远非唯一的事例。后来，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，真伪不必争论了，又提出到底是失节问题，还是“叛变革命”。因为供词对洪秀全多有非议，最后还向曾国藩提出让他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的办法。1977年12月，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，在中过风又患白内障的情况下，给一位专家手书其母（曾国藩孙女曾广珊）亲口告诉她的‘‘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．文正公不敢”。这是可信的。联系供词全文、李秀成性格、当时处境、国内外环境，李秀成写这供词，决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实，为自己留个自传。他的最高期望值是，曾国藩真的拥兵称帝。那么他可能就有机可乘，在曾与清政府你死我活斗争之际，重整太平军，三家争天下。倘不能重整太平军，汉人曾国藩做皇帝，也比满族要好得多。在他看来，曾国藩敢做皇帝的话，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如果曾国藩被清廷镇压下去，太平军也有伺机再起继续反清的可能。倘若不能策动曾国藩称帝反清，那么答应太平军放下武器就不杀遣还，免得太平军残部继续遭受追击、屠杀，免得老百姓再受战争之殃，也好。他想到这些，是十分正常的。否则，就不会被曾国藩等人一提起就说他“悍滑”、“狡悍异常”了。证据呢？一是曾要删掉一部分供词，并将真迹藏起来；二是曾不敢送他进北京就擅自匆忙将他杀了；三是俞大缜的证词。这三条证据，是很难推翻的。如果计谋都要成为事实，那么历史就只是单方面的直线行为了。对此。多加评说，就是无谓的笔墨。说李秀成“失节”、“叛变”，那是因为长期以来，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，“胜利或者死”，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标；曲折、失散、被俘、死里逃生，往往百口莫辩。生活中太多了，也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。更因为，在论争高潮中，有了终审判决：“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晚节不忠，不足为训”。人们只好三缄其口，“叛变”论者就大获全胜并因而成了“中央文革”成员。1979年以来，多数人宽容点了，说供词是李秀成的“污点”，“失节行为”。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。

　　请问：在洪秀全已自杀、洪天贵福必死的情况下，李秀成还应忠于谁？如果说，要忠于太平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想，那么，洪秀全自己早就放弃这种理想了，而李秀成却还希图保存残余、寻求机会，实现这种理想，或者保持对部分地方的占据，从太平军的立场看。至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努力，何“污点”、“失节行为”之有？即使以人们惯用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来看待供词，则它并未给太平军造成任何危害，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实和教训，完全没有什么不好，不对。

　　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，往往以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，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。要求臣下，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绝对忠诚，绝对服从，绝对拥护，不得有任何异议。任何批评，任何纠正，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，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，没有什么事实、是非、品格可言了。

　　总的说来。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，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。没有洪秀全造反和传统伦理熏陶，就没有李秀成及其供词。洪秀全使他成为主将，又将他推到曾国藩的刑场。自毁栋粱，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准确信号。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，但其区域性军事割据亦同此理。

　　在被俘诸王的供词，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。多重意图，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，写了长篇供词。他的对手李鸿章、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：“既深佩其狡猾，更积狠其忠勇”。这两句话，是供词极其重要、极其确切的导读。李秀成在计谋失败，最后作绝命词十句，“叙其尽忠之意”，从容赴死，也是这供词的实证。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，是其意图所决定的。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，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、“我主”。在这一前提下，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。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，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。历代都有人，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，不顾一切面折廷争，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，而成为公认的忠臣。然而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，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，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，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，有损于造神，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，那就不能容许。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，杜鹃啼血，超过古代忠臣义士，都是“不忠”，重则日叛变，轻则日变节行为。这种价值判断，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。我认为，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、义，而在于其忠、义的价值的二重性，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。有几分读懂供词，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。洪秀全的挽歌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。供词即将写完，他就被杀掉，成了洪秀全的殉葬，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。这支复调挽歌，是寻味不尽的。

　　杀了杨秀清、韦昌辉，继而逼走石达开之后，洪秀全一方面宣布“主是朕做，军师亦是朕做”，要彻底集权。另一方面，大封兄弟子侄为王。到了1861年，甚至将“国号”改为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”。凡此种种，表明他公开将，“太平天国”视为个人所有、私人家业。同时，他又认为，他的天堂在南京，他所得到和要维护的实际利益和享受都在南京。因此，军事上的得失完全从南京的安全系数着眼，不顾全局地瞎指挥。他的每一次瞎指挥，都使太平军的全局受到损害或处于被动，因此，解救南京的能力就越来越差。

　　1863年12月，危城苏州被郜永宽等八人献降，南京主要粮源通道断绝。南京内无粮草，外地援兵不敢来，而湘军壕深垒固，解围已经不可能。连不懂军事的洪仁玕都看出南京“得救之望绝少”，但湘军尚未完成对南京的合围。李秀成在12月21日从丹阳轻骑到南京，苦求洪秀全“让城别走”，痛切地说“不依臣奏，灭绝定矣！”洪却以十分反感的口吻，加以痛斥和诅咒，不准他再说话，明确宣布剥夺他的权力，由其兄和外甥接替，并且从此一刀两断：

　　朕奉上帝圣旨，天兄耶稣圣旨，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，何惧之有！不用尔奏，政事不用尔理。尔欲外出，欲在京，任由于尔。朕铁桶江山尔不扶，有人扶。尔说无兵，朕的天兵多过于水，还怕曾妖吗？尔怕死，便会死。政事不与尔相干，王次兄勇王执掌，幼西王出令，有不遵幼西王令的，合朝诛之！决绝之意溢于言表，切齿之声闻诸纸上。这是超级梦呓，又是政治宣言。

　　洪秀金为何对李秀成及其建议如此反感？

　　说奇怪是奇怪。说不奇怪也不奇怪。

　　洪秀全由于四次考不上秀才，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而大病一场，在非常心态支配和冯云山怂恿下决定造反。凭仗自封的上帝第二子和迷信宣传，依靠杨秀清等人的谋划指挥，打进了南京。作为天王与教主，高高在上，享尽所能想象的一切荣华富贵。天王府比明、清故宫还大一倍多，妻妾几十人，财宝无其教，享受得不想出门，没空上朝。对于他来说，“地上的天堂”确实是建成了。“让城别走”，妻妾财宝带得了吗？天上宫阙般的天王府搬得走吗？在“天京”享有的绝对权威能装在口袋里吗？即使这些能解决，他也不愿再在军中驰驱了，不愿从云端回到凡尘了。

　　从洪秀全“定都”南京之日，清军始终尽力围攻。然而从来不曾得逞。江北、江南大营不是被一破再破吗？向荣、和春这两个清廷钦差大臣不是都兵败丢了老命吗？曾国藩又算老几，不也是被一再打败，要投水自尽吗？从太平军内部来说，杨秀清要篡位，他密令韦昌辉给干掉了。接着将韦昌辉也抛出来，用其首级控制了局势。石达开有兵权、威望高，就加以监控，使石只好远走逃命。从此，最初参加策划造反的人，再也没有谁来构成威胁了。洪姓兄弟子侄本来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，那个相当于太监总管的蒙得恩也不大行，却来了个识字知书的堂弟洪仁玕，岂不是天父的安排？如此等等，让他洪秀全忘乎所以，宣称即使睡着“也做得王，坐得江山”。

　　洪秀全对孛秀成，总是不信任。李秀成是外姓，不能与本家一视同仁，自不必说。他又是杨秀清、石达开所提拔重用之人，应当压一压。最使洪耿耿于怀的是，他用洪仁发、洪仁达两个亲哥哥压制石达开，分别封为安王、福王时，李居然敢于带头要求削去两个皇兄的王爵，并且重提给石达开加封义王尊号，将被逼走的石请回来。当时，朝内文武附和呼声占压倒优势。为了稳住局势，洪不得已只好允从，将二位皇兄降爵，派人送“义王”金牌去给石达开。虽然，将皇兄阵爵是暂时的。如果石接受“义王”尊号回来，既可以作为钓饵，又可以避免大量部队被带走的损失，还可以为自己挽回点名声。但是，李秀成这种举动，无疑是十分严重的。不但是在洪、石矛盾两方公开站在石的一边，而且借绝大多数官员声势，造成很大压力，使洪不得不屈从。扫了绝对权威的面子已经罪在不教，更严重的是如果以后再带头在重大问题上提意见，南京这“地上天堂”还有整个“太平天国”怎能成为个人私有？当时容了你李秀成，但是内心深处的猜忌却几乎成了本能。虽然，你李秀成经过了一连串绞在一起考验，还忠于“太平天国”，没有叛变降清。可是，这不能保证一辈子不叛变。更根本的还在于，你始终没有无保留接受，“太平天国”就是朕个人家业，不肯做驯服工具，老是要这提意见那提意见，一日三诏令你回救“天京”竟敢不立即执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两个皇兄也屡屡密奏你已经“变奸”。深合朕意。要不是你手下兵多将广．还没有合适接手之人，为朕带兵打仗，早就将你杀了，以绝后患。

　　洪秀全对己对李的这种心态，既是从大量事实得出的合乎逻辑的阐释，也是一般多疑封建君王对掌握重权大臣的心理定势的切实解读。

　　于是，在天王府大殿上所公演的一幕“二人转”，也就不足为奇。

　　李秀成奏请“让城别走”愈痛切，措辞愈强烈，洪秀全就愈对立，愈反感。

　　有些农民，在山崩之前还不愿离开木屋呢，何况洪秀全怎能舍得告别他那人间独一无二的“地上天堂”？以前一次次被围攻。结果都大破清兵，安然无事。1862年十三王救“天京”虽未能打败湘军，但湘军不也只能在城外掘濠筑垒吗？以前多次解围，也许真的是天父庇护，那么，此次也会得到庇护才是。远征西北的陈得才奉命来救，就能解除湘军之围。要是听从“让城别走”的建议，岂不是被军民视为李秀成说了算，怎能维护天王的绝对权威，绝对正确呢？再说，洪担心真的“让城别走”，那就会落入李的圈套，听从李摆布，成为李手中的傀儡。纵然李未敢公开篡位，到了自己身后，谁也压不住他，那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。这是万万不行的。宁可将生命作赌注，也不能接受这种建议。从而，他不但绝然否定这个建议，还发泄了对李的满腔怒火。粮食将尽怎么办呢？那就让普通军民吃草度日，等待天父庇护下出现奇迹。将草称为“甜露”说是“可食饱长生”。好听又有教主的神秘味道——其实更像卖假药的巫医。

　　于是，一个关系到洪秀全及太平军生死的议案，便以洪秀全对李秀成的决绝斥骂而结束。

　　尽管，没有哪个人可以真正代替李秀成负责守城，李也不因被斥骂、夺权而躺倒不干，但在兵少粮尽的情况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形势的日益危急。

　　尽管，以后还有不少时间让洪秀全改变主意，但他就是坚持不改。

　　拒绝生路的结果是：没有天父的庇护。没有出现奇迹，洪秀全顽而不固地服毒自杀了，他发起的太平军造反也随之提前落幕。

　　不少关于太平军的书，写到陈坤书固守常州和最后被杀，往往多加赞颂。什么“英勇”啊，“顽强”啊，“不屈”啊，“尽忠”啊，“大义凛然”啊，“慷慨陈辞”啊，“壮烈牺牲”啊，不一而足。似乎，他是太平军杰出的英雄。

　　孤立地看，这些赞语并不算离谱。

　　李鸿章占领苏州、无锡之后，随即于1863年12月开始进攻陈坤书所据守的常州。直到1864年5月11日才攻下，历时将近六个月。临了一个多月，战斗异常激烈。李鸿章部下曾将常州城墙轰开数十丈，陈坤书亲自率兵挡住井将缺口重新堵起。5月11日，李部将城墙轰塌数处，随即多路涌入城内。陈仍率众巷战，杀伤不少清兵，最后剩下几十人，退入护王府。因寡不敢众，陈又负伤倒地，遂被俘。陈在审讯者面前说：“欲保常州以为金陵犄角，奈事不成，只有尽忠”。

　　站在太平军的立场，平心而论，常州的防守是相当出色的。其历时之久，战斗之激烈，几乎近于林启容之死守九江。陈坤书也可算勇猛善战，临难不屈，死得像个男子汉。

　　然而，只要知道前几年陈坤书的所作所为，就可看出，他据守常州是地理错位，他“尽忠”的表白是欺世盗名之言。

　　陈坤书本是横悍之徒，早年参加金田村造反，战功平平。五十年代中期，成为李秀成部下。1858年参加大破江北大营和三河大捷之战，日渐突出。1860年随李秀成破江南大营，东征苏、常，以功封求天义。是年10月，李秀成奉命与陈玉成进攻武汉，将陈坤书留在苏州，主持苏福省工作，显然是作为李的第一副手了。可见李对他的信任与重用。须知，苏州是李视为命根子的宝地。

　　就在苏州主持工作期间，陈坤书不但改变了事秀成的方针，而且恣意胡作非为。

　　当1862年李秀成回到苏州时，这个城市已被陈坤书弄得面目全非。许多民房被拆掉，百姓无处安身。农民被搜刮劫掠，没有口粮，没有种子，田园抛荒。商家货物一空如洗，不但无法营业，甚至无钱买口粮，“不能度日”。各关卡苛税如虎，弄得反而无税可收。百姓纷纷逃离，全城荒凉至极。李秀成一回来，就有大量百姓前来哭诉。他立即采取应急措施，发粮赈济饥民，命令田家迅速恢复耕种。发银给商家作本钱使其重新开业，又宣布各关卡照旧从轻收税。三个月后，被陈坤书弄得万户萧疏的苏州才再现生气和安定。此前，由于陈坤书的残酷搜刮压榨，民心背离，苏州、常熟、昆山的一些太平军将官与民团勾结，准备在陈暂时不在苏州时“作乱”，在杭州的李秀成派兵及时赶到，事又将有关的将官调往别处，才使“作乱”消弭于爆发之际，稳住太平军对苏州及附近各地的控制。以上情形，可见陈坤书在掌权期间，是怎样酷暴地搜刮、迫害百姓，将苏州一带弄得多么凋蔽。即使站在太平军立场，陈坤书的践民以逞，导致苏州及附近几县差点发生大规模变乱，他也罪无可恕。将本来稳定有序的重要粮税基地摧残得如同灾区，甚至如同差点引爆的火药桶，陈坤书当然没法向李秀成交待，更怕李秀成追究治罪，于是就带兵去占领常州，另立山寨。这是他1864年固守常州的由来。

　　但是，陈坤书还是有顾虑。因为去了常州仍然要受李秀成管辖，因为李是忠王。他素知洪氏兄弟对李一直十分疑忌，想分李的兵权；而且，这三个宝贝兄弟又都极其贪财，见钱眼开。钱他一点不愁，反正在苏州搜刮来的，多多的有。于是，他狠狠地拿出大捧银子，向洪氏兄弟买个王爵。那洪氏兄弟正愁没人开这头，见他来买，自然顺利成交。不用谁保举，就封他为“殿前礼部副春僚顶天扶朝纲护王悦千岁”。这样，他也是王爵了，也是千岁了，可以同李秀成平起平坐了，不必受李管辖了。此事传闻出去，许多有钱将领乃至富家子弟竞相效尤。洪氏兄弟的王爵大甩卖的丑剧，就是这样开幕的。这出丑剧，激起太平军内部的愤恨，造成人际关系的诸多矛盾，导致贿赂公行，对洪氏小朝廷丧失信心，军心普遍涣散，战斗力急剧滑坡。虽然，主要责任在洪氏兄弟，但陈坤书首启其端，做出很坏的榜样，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　　陈坤书既封了护王，又找到通天路子，便可有恃无恐，不怕李秀成处治，在常州当他的土皇帝。1863年秋，当苏州危急之时，李秀成曾在10月28日、11月1日、11月10日三次致书陈坤书，请求出兵帮助解危。尽管李秀成是正掌率（总司令）是上级，有权指挥所有太平军；尽管信写得很客气，很恳切。称他这个下属为殿下，将本应是命令写成请求书，用了“万望依肯”这样的辞句；尽管信中所说的道理很对很真切，陈坤书就是不予理睬。不但不肯出兵，甚至连回音都没有。这种极为反常的表现，包含着很复杂的心态。可以推测，首先他一定为李秀成来信哀求而大为得意，终于给了你老兄一点颜色看，一年前我怕你治罪，现在轮到你来求我了，总算出了一口气。再则，他很可能希望苏州被清兵攻下，彼此都不能享有主宰苏州的宝座——我做不了苏州王也不让你继续做苏州王。三则，出兵解苏州之危会损失人马，这可是他统治常州与向洪秀全或清朝谋求私利的血本，决不愿为了应付李秀成而损失一点点血本。还有最根本的一点，看到洪氏小朝廷这条破船已经不大有希望，他正在盘算向清军投降。程学启受李鸿章重用，我陈坤书本钱、本事都比他大得无数，为什么不能降过去讨个乌纱帽戴戴？

　　有这么些心思，李秀成不但再三写信没用，即使亲自跑到常州护王府前磕头，陈坤书也不会为他所动。

　　陈坤书想投降，并非得之于推断。李鸿章在1864年1月16日给曾国藩的信，就明确地说，陈坤书“早欲投诚”，后来由于他杀了苏州八个太平军叛将，才转而在常州“婴城固守”的。这信在当时是清军前线最高层的绝密文件。说这情况非但没有表功或炫耀之意，而且多少有几分检讨的味道。此时，离李鸿章杀降只有四十多日，淮军进攻常州才开始不久。出于通报军情，便于协调攻打常州、南京的战事，才说起此事的。这一铁板钉钉的内情，使人们得以理解，为什么陈坤书此前不给李秀成回音，为什么此后拼死坚守常州。

　　李鸿章1863年12月6日的杀降，使陈坤书的投降做官梦彻底破灭。郜永宽、汪安钧等八人，以刺杀主将谭绍光、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淮军入城作为投降资本，尚且被杀掉，陈坤书自度绝无更大的投降资本，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待遇。留给陈坤书的唯一答案是：与其投降被杀，不如拼命固守常州。于是，本文开头所说的死守常州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困兽犹斗，何况陈坤书还真的是比较勇悍善战的角色。至于他受审时说的“尽忠”，既然反正要被杀不如将话说得堂皇些漂亮些。何况，他对“天国”和洪秀全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感情。

　　弄清这些来龙去脉，结论也就只能是——

　　李鸿章的一个有显著偏差的决断——杀降，不但给自己以后几个月造成相当大的军事困难，而且迫使一个太平军的大将除了拼死抵抗没有其它选择，由即将出壳的叛徒变成至死不屈的“忠臣”。一心要美化太平军的文人，也就有了为陈坤书化装的油彩，将一个残害百姓、无恶不作、背信弃义的魔鬼打扮成为响当当的英雄。

　　萧瑟的苏州，内里却躁动不安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1863年12月4日。慕王谭绍光在他召集的军事会议上，被与会者杀死。

　　与会的共八人，即纳王郜永宽，康王汪安钧，宁王周文佳，比王伍贵文，天将汪有为、范起发、张大洲、汪怀武。主谋是郜永宽，用匕首刺死谭绍光的是汪安钧，割下谭首级的是汪有为。他们去向李鸿章部下、总兵程学启献上谭绍光首级和苏州城。

　　这个事件发生之前，太平军的形势已经很不妙。陈玉成死后，湘军曾国荃部就进逼南京，扎营雨花台。1862年6月，李秀成在第三次逼近并且极有可能占领上海时，因洪秀全一日三诏严命回援南京，不得已而从上海附近撤兵。很有点像岳飞被赵构（宋高宗）用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杭州。这年10月至11月，李秀成组织各路太平军要解南京之围，也就是所谓“十三王救天京”，但解围战没有成功。1863年3月。李秀成率部西征，拟攻上游各地以解南京之围。屡战不利，奉诏退兵。8月，南京的东路交通被切断，洪秀全更是死死揪住李秀成不放。9月，由于李秀成的恳求，并且照洪氏兄弟的要求交了十万两“饷银”（包括以全家首饰充抵），才准他回苏州、杭州四十日，解救苏州，安排江、浙军事部署。而且规定过期未回要按“国法”严办。

　　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，是洪氏兄弟既将李秀成作为主要的救命稻草，又对他极端疑忌。他们全然不顾太平军的大局。出了一个又一个馊主意，将李秀成弄得疲于奔命，处处被动。而上述准他暂时离开南京的条件，简直荒谬之至。即使李秀成愚忠而不十分计较，他的部下也会因此而寒心。

　　由于李秀成1862年6月没有攻占上海，李鸿章的淮军与“常胜军”即“洋枪队”得以壮大和反攻。苏州的太平军转为被动防守，到1863年随着昆山、吴江和洞庭东山被对方占领，更是直接受到威胁。由于太平军全局的颓势，军心涣散，民心尽失；李秀成不能坐镇苏州，又事事受到洪氏兄弟的压制、非难；驻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不愿支援苏州的太平军，苏州被淮军攻下是迟早的事。

　　郜永宽等八人都是李秀成培养起来的青年将领，因战功而封王或为天将。郜永宽和谭绍光更是在陈坤书与李秀成不和之后，被李视为左右手。但是这两人“少年结怨至今”，在没有李秀成调控的情况下，就会发生摩擦。况且。苏州的太平军大多是部的人马，而郜的地位却在谭之下，作为第一副指挥，当然会增加郜的不满情绪。这又是与籍贯、参加造反先后有关系的。谭是广西桂平人，很早就参加造反，是与李秀成同时的“老兄弟”，只是比李年轻十二岁，立功也比较晚。郜则是湖北人，1854年才被裹胁参加太平军的，好几年里都属于“新兄弟”。汪安钧、周文佳也是湖北人，伍贵文是湖南人，汪有为、张大洲、范起发、汪怀武（事秀成后来在供词中称他原名“汪花班”），籍贯不详，他们七人看来情况与郜相似。那时，地缘与造反先后是很重要的。洪秀全升官晋爵特别优待两广“老兄弟”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凡能与“开朝”沾边的，无功也要封官赐爵。清朝方面，对于“粤西老贼”特别痛恨，尤不宽恕。对立双方的态度，都注重籍贯和新老。

　　部永宽等八人，眼看太平军大势已去，不久将会败亡，跟着李秀成无论在太平军未亡或已亡都没有前途。又因为都不是两广“老兄弟”，对清方抱有幻想，所以准备投降。李秀成“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”，但他对这些人的态度和心情也很复杂，不忍更不敢采取断然措施。不忍，是因为他们是他培养起来的“战友”，他的“成名皆其各等之力”。更主要的是不敢。如果设计杀了这些人，很可能在苏州造成一场大混乱、大内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1856年南京的洪杨内讧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，他绝不想重蹈覆辙。加上他自己对洪氏兄弟己全无信心，对郜永宽等又没有决绝，所以采取一种听其自然的办法。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　　1863年9月，当李秀成向洪氏兄弟交钱请假四十天，来到苏州时，情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。他已不可能作什么战略部署或中长期的军事安排，首先就是直接指挥军队，遏制对方的进攻势头，赢得暂时的相持和苏州的稳定。接着就是找郜永宽等人谈话。“现令我主上蒙尘，其势不久，尔是两湖之人，皆由尔便，尔我不必相害。”“现今之势，我亦不能留尔。若有他心，我乃国中有名之将，有何人敢包我投乎。我一家难台，母子（亲）六十余岁，大家流涕，而各及他行。”这种“心腹之闲谈”，后果可想而知。郜永宽等人，在“老首长”面前当然不便也不敢公然说出想投降的话，只是假心假意地给“老首长”一点面子：“忠王宽心，我等万不能负义。自幼蒙带至今，而谁有此他心！如有他心，不与忠王共苦数年。”这样的回答，除有点真实感情之外，当然是敷衍应付之辞。

　　事秀成假满从苏州回南京，不久，郜永宽便与其他人商定，由汪安钧赴阳澄湖与李鸿章部下程学启会晤，提出“只要清军进城以后，他们的生命有保障，便不出兵抵抗”，并同意交出一个城门让清兵进入。汪安钧所找的程学启，原是安徽桐城百姓，太平军占领桐城后加入叶芸来部，屡次立功。曾国荃用计使降，在攻陷安庆、三河之战中有功。而相继升游击、参将。1862年春转入李鸿章手下为淮军基干，是年10月由副将升总兵。1863年，他接连从太平军手中夺取太仓、昆山、吴江，是进攻苏州的主要人物。郜、汪等人大约因为自已不是两广“老兄弟”，想步程后尘，投降后在清廷当个官。程正苦于攻不进苏州，自然一拍即合。

　　然而，谭绍光力主坚守苏州。他在幕王府召开军事会议，说到太平军所遭到的种种困难，赞扬两广军队的英勇，又弦外有音地指责其他军队的不可靠。这种讲话实在很不策略，马上导致矛盾激化。于是发生了激烈争论。在会议上孤立的谭绍光，终于被刺死并割下首级。于是，程学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苏州。

　　可是，郜永宽、汪安钧等八人，不但没有被授予一官半职，也没有得到人身安全保障。投降两天后，程学启得到李鸿章的密令或批示，派人将他们全部杀掉。然后，又派兵入苏州城，轰杀他们的余党。

　　李鸿章、程学启为什么要杀掉郜永宽等八人呢？因为这些人手下兵太多，即所谓“降者太大，不甘人下”。而且，这些人不义，反复无常，为了自己的利害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如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，投降后还是可能纠集旧部作乱。他们和程学启不同，程是被曾国荃用计诱骗投清的，而且只带了区区八十二人来降，到湘军、淮军后也不曾有什么三心二意。

　　淮军占领苏州，是李鸿章军事上的大胜利。但是，杀降则造成严重后果。按照传统理念，杀降不但违反道德，而且是有罪的。在舆论和政治上失分不少。尤其成问题的是，这么一杀，使许多本来有降清之意的太平军将领，断了投降念头。反正降也死，战最多也只一死，与其投降被杀不如血战到底。最突出的例子是常州主将护王陈坤书。他本来早有降清之意。看到李鸿章杀降，遂“婴城固守”，血战到最后。清兵为攻取常州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太平军和捻军在土崩瓦解之际，投降的人很少，多数宁可作无望的抵抗和挣扎，也不投降，与苏州杀降有很大关系。李鸿章杀郜永宽等人之时，曾经十分得意。不久之后．他自己也看出此举的负作用。但是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他以后几年。常在为杀降的错误还本付息。

　　在太平军十几年的历史上，陈玉成的出现，是个奇迹。

　　陈玉成原名丕成，幼年父母双亡。曾参加童子试（考童生），被斥逐。十四岁（十三周岁）时同全家一起参加太平军金田村造反，被编入童子兵。随军作战时，勇敢机灵，登高涉险，如履平地，非常突出。又因他身材矮小，动作矫捷面容白皙而两眼下各有一黑点，广受注目。清军恨他，称之为“四眼狗”。

　　太平军中，童子兵不少，但无人如陈玉成如此被重用。1853年十六周岁，被提拔为左四军正典圣粮，职同监军。但他不愿做这种后勤官员，主动要求在前线作战。1854年十七周岁，以功越级升为殿右三十检点，是高层军官了。内讧中，老干部已被杀掉两万多人。而1856年洪杨内讧之前，他以战功被升为冬官正丞相，封爵成天豫。1857年石达开被洪氏兄弟逼走，又有大批将官随他而去。洪氏小朝廷陷于半瘫痪，急需起用新人填补空白。陈玉成因其声望，经朝臣推荐，被任命为又正掌率（第三把手）、前军主将。由于正掌率蒙得恩只能管宫廷事务，根本不懂军事又无根基，陈玉成就成了军队最高领导者。比陈玉成大十四岁的好朋友李秀成，被任命为副掌率、后军主将（第四把手），共同主持军务。这时，陈玉成才二十周岁。虽然，太平军只是占有南方几省的军事小朝廷，但是，依靠自已几年舍命奋战，一个二十岁的小青年作为全军主要领导人，在中外历史上，也许绝无仅有，至少是极其罕见的。甘罗十几岁做上卿，那是文官。郑成功起兵反清复明之初，算是很年轻了，也有二十二周岁。1859年，陈玉成又因战功，作为洪氏本家之外，第一个被封英王。洪秀全还明确宣布。“京外不决之事，问于英王”。再次正武肯定陈玉成在军中的统帅地位，这时他才二十二周岁。他的统帅地位，连同时被任命为副统帅的李秀成都没有异议，其他将领就更没有人表示不服了。

　　他不是皇亲国戚，也不靠祖先致荫。从而，也许创’造了两项“吉尼斯世界纪录”。一项是，二十周岁出任全军最高领导人。另一项是，只用了七年多的时间，不断越级飞升，由童子兵成了军队第一号人物。谁能说这不是奇迹？

　　当然，这是洪杨内讧引起的大屠杀，洪氏兄弟迫使石达开带领大批好兵好将出走，洪秀全急需有人为他保住“地上的天堂”，给了陈玉成升为军队统帅的机遇。然而，如果没有他以前的突出战功，机遇即使不擦肩而过，去抓也抓不住，抓不牢。

　　战争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大学校。对于清朝方面及其对立面太平军都是如此。陈玉成是太平军在内战中成长起来的优等生之一。

　　早在1854年2月，陈玉成坚辞典圣粮的职务不到一年，太平军攻打武汉。占领汉口、汉阳后，经数月而未能攻下武昌。陈玉成经认真侦察，建议出奇兵袭取，获得准许。6月26日，他率领五百人，缒城墙而上，在城上摇旗呐喊。城内敷千清兵不知所以，惊恐中争相夺门而逃，被城外太平军乘其溃乱冲杀殆尽。于是，太平军这一次攻占武昌之役。陈玉成被公认为头功，从此崭露头角。

　　1856年初，镇江太平军被清方大军围困。城内兵少缺粮，内外联系断绝。奉命救援的前线总指挥燕王秦日纲与诸将计议，准备内外夹击，却苦干无法实现。这时，已是冬官正丞相的高教将领陈玉成，挺身而出。他带领少数精锐，驾一条小船，从汤头直下镇江。江面清军船只四面拦截，炮火炽烈。陈玉成奋不顾身，左冲右杀，竟安全地冲入城内。虽然，那时清军水师的船只较原始，但毕竟数量很多，严阵以待，炮火如织。所以，陈玉成的孤舟冲入，实在是九死一生，浑身是胆，智勇双绝。进了镇江，他会同守将吴如孝，从城内杀出。与城外太平军内外夹击。于是，连破清军营垒十六座，解了镇江之围。比起缒城攻占武昌，其勇其功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陈玉成作战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“何处官兵多，我即向何处救应”。清方情报资料《贼情汇纂》也说，“玉成舍死苦战，攻城陷阵，矫捷先登，赋中之最可恨者”。双方所说，可以互相参证。

　　三河之战，是陈玉成作为统帅的一个重要战役。当陈玉成与清军江北大营激战之时，湘军名将李续宾带精兵直逼三河。此地不但战略上有重要意义，而且屯集了太平军大量粮草军火。因而，陈玉成在参与摧毁江北大营，占领“铁铸六合”之后，决定在三河与李续宾决战。他趁李续宾孤军深入，又过于自信骄傲，准确抓住战机。还指名要求李秀成协同作战，扩大兵力优势。这两项，显示出作为统帅驾驭战局主动权的眼光与慎重。决战在大雾中进行。以杀回马枪闻名的陈玉成，在李秀成的协同下，三路合击，又开堤放水，使清军无路可逃。结果，湘军死伤近六千，“四年纠合之精锐，覆于一旦”。骁勇善战的李续宾自缢，其副手曾国华（曾国藩之弟）以下四百多名官员都被太平军所杀。这是陈玉成为主，取得全胜的重要战役。几个月后，他兢被封为英王。以前和以后，在别人指挥下或配合别人作战的次数很多，有胜有败，胜多败少，不能全部归功或归咎于陈玉成。但他被任命为第三把手之后，便与李秀成一同成为洪秀全的两大军事支柱。

　　摧毁江南大营之后，太平军最高层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。洪秀全为了给族弟洪仁玕树立威信，拍板采用洪仁玕的方针。原来，洪仁玕未立寸功，一到南京，洪秀全便封他为干王，正掌率，总理朝纲，即第二把手。但太平军大小官员都不服膺，说话没人信从。于是，洪秀全便急于要让他立功，树名树威。出于这样的心理，便拍板采取洪仁玕的作战方案，“先取苏（州）、常（州），后攻湖北”。这个方案，并非没有道理。问题是，李秀成心里不赞成“后攻湖北”，而陈玉成远离拱卫南京所必保的安庆，表面上看来是“围魏救赵”，以打湖北来解安庆之压力，实际上是取远水救近渴的办法，未知数太多，风险极大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。

　　曾国藩的战略眼光远在只会玄想空谈的洪仁玕之上。他就是死死吃住安庆不放，湖北得失并不太在乎。

　　然而，洪秀全坚持照洪仁玕的方案，命令陈玉成、李秀成西征湖北。由于李秀成不坚决。陈、李两军没有协调好。又由于陈玉成对湖北情况不明，又怕“洋兄弟”干涉，本来武汉唾手可得，却不敢进攻，坐失战机。于是，不但这次西征一无所得，却使安徽空虚，安庆危急至极。当陈玉成疲于奔命，率军回救安庆之时，曾国藩已作好觇咯决战的准备。而此时，洪秀全却派洪仁玕、林绍璋这帮亲信草包去支援陈玉成。于是，不但解不了安庆之围，救援之军倒先被打垮。安庆被清军占领，陈玉成的精锐尽失。安庆的失落，南京失去上游拱卫，也失去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。陈玉成几乎全军覆灭，太平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受到重创。这次关系全局的惨败，主要是洪秀全、洪仁玕的责任，其次就轮到陈玉成了。

　　但洪秀全总是自命一贯英明正确。陈玉成从安庆遇到庐州后，洪秀全非但不承担责任，想出善后办法，反而严辞责斥、革其职权。这实际上是将陈玉成送上死路。部下劝陈玉成回南京以期重整旗鼓，但他不愿也不敢回南京。不愿，是他很自负很骄傲，自以为英雄盖世，不肯承认此战大败。不敢，是怕洪秀全兄弟治罪，从此失去带兵作战的机会，甚至被抛出来做替罪羊杀掉。在庐州无粮而守不住了，致北方三路人马的信又如石沉大海（其实是被清军截获），于是不听部下苦劝，亲自到寿州去找苗沛霖。这个苗沛霖，陈玉成曾保举他为太平军的奏王，对他有幻想。吃他甜言蜜语，不知他已暗中奉清朝钦差大臣胜保之命诱捕自己。一到寿州，便被逮捕。

　　在苗沛霖令其侄劝降时，陈玉成痛骂苗沛霖“真是无赖小人，墙头一棵草”，表示“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”。随即被送胜保军营。胜保坐中军帐，得意之中，竟愚蠢地摆出胜利者架势，要陈玉成下跪。这就激怒了本就瞧不起胜保、心高气傲的陈玉成：“尔胜小孩，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。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。本总裁三洗湖北，九下江南，尔见仗即跑，在白石山路你二十五营，全军覆没。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，我叫侥你一条性命。我怎能跪你！好不自量的物件（东西）！”胜保自讨没趣之后，脑子清醒了些，置酒食劝降。陈玉成回答说：“大丈夫死则死耳，何饶舌也！”结果在送北京途中，清廷恐被劫走，下命就地赴死，而被杀于河南延津。时年才二十五周岁。

　　陈玉成勇敢善战，奋不顾身，为部下表率，胜多败少，战功卓著，在太平军中威信很高。但从总体看来，由于文化水平较低，精神视野不宽，大局观欠佳，作先锋作战将无疑是突出的，担任统帅就有显著的缺陷。他不反对洪仁玕的西征（攻武汉）计划，出兵时未能与李秀成做好协调、统一工作，进逼武汉时又踌躇不前；回救安庆的战略决战，没能请得李秀成、李世贤的协同，都表明他并非合适的统帅。不听部下劝告，到苗沛霖营中自投罗网，显示了他太过自负，自我定位失准，听不进不同意见。他数落、嘲笑胜保的话，固然富于大丈夫气概，但却透露出陶醉于自已经常胜利而骄傲轻敌、太过自信的情绪。作为统帅，他种种局限和缺点，迟早要失败要被杀的。使他在1862年过早败亡，除了自身原因，再就是由于洪秀全的客观上加害。要不是洪秀全坚持照洪仁玕建议而西征，陈玉成不致于后来失去安庆而无赴立足。要不是安庆失守后洪秀全的严辞斥责和罢官夺权，陈玉成尽可以回南京再图重整旗鼓，不必到寿州找苗沛霖而自投罗网。洪秀全导致了陈玉成的早死。也使自己失去一只臂膀和江北的数十万太平军。

　　陈玉成不但勇猛善战、至死不屈，而且不图享受、生活简朴。他虽有种种缺点，但个人品质上是无可非议的。然而，在他不能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之时，以一个十三周岁的少年随家参加太平军造反，便注定只能成为洪秀全的工具和牺牲品。他超常地释放自身的光和热，终究只能是颗殒星。殒星短暂的明亮值得赞叹。赞叹不是单纯的赞颂。称赞的同时，还包含着对它负面作用和必然殒落的感叹。人一生的价值。往往取决于关键的一两步。

　　洪秀全进了南京，住在宏丽无比的天王府里，泡在各地选来的女人堆中。享尽“天福”，与外界很是隔膜。但他当然不以此为满足，每天都要以特有的方式显示自已君临天下。这就是放炮张旗地颁布诏书。陈庆甲的《金陵纪事诗》写道：“出诏时光近午牌，九声炮响近前街。鹅黄缎写银朱字，说尽天堂梦兆佳。”诗后自注云：“每日午后放炮九声，悬伪诏于门外，所言皆天话、梦话，并无一语及人间事，令人失笑。”证之《李秀成供辞》，陈庆甲所记绝非虚盲。李秀成说：“有一日，天王忽病，此是丁酉之病，死去七日还魂，自还魂之后，俱讲天话，凡间之话少言。”这里说的是1837年第三次落榜之后的事。到了南京之后，“主不问国中君民之事，深居官内。永不出官门，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，凡具奏言，天王言天说地，并不以国为由”，又说，“天王之事，俱是那天话责人．我等为其臣，不敢与驳，任其称也。”可知即使臣下当面奏事，洪秀全也仍然大说其“天话”。

　　历代帝王和造反首领中。始终满口“天话”是洪秀全一大特色。他借“天话”起家，当上了天王和教主。别人为他攻城掠地，为他营建统治机器，为他构筑登天云梯，为他安排好至尊至贵的宝座。因而，他对“天话”也就情有独钟。再说，他“永不出宫门”(为杨秀清逼封而到东王府一次)，不管世事军事，不顾民间死活，没有指挥作战的本领，没有管理政务能力，唯独不缺讲“天话”的看家绝活。他要通过“天话”，来显示自己的绝对权威，来维护自己的宝座，来稳定统治区的军心民心，来灌输自己的歪道邪说，来满足统治臣民心灵的欲望，来求得永载史册的精神享受。所以，他十分郑重其事。不但将他的“天话”让人用鹅黄缎来写上银朱字，而且要放炮九响。如果不是清军老是包围南京，很可能他舍命令占领区各地臣民如同诵经那样来诵读、学习他的“天话”。

　　“天话”的主要创造者是洪秀空自己。但冯云山、杨秀清等人也为它的形成、充实、丰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。1859年以后，洪仁玕又为它作了一些修修补补。太平军前期的一些笔杆子，包括何震川、卢贤拔、曾钊扬、曾水源，为它的记录、加工、保存、传播，都起过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这是一套神人合一、政教合一、不土不洋、以洋为表以土为里的话语系统。它吸收了粱阿发的《劝世良言》中的某些宗教知识，以洪秀全本人的幻觉、狂想、现实需要为主体，而形成和发展的。核心是洪秀全的现实需要。他要鼓动、裹胁游民和贫民跟从他造反，有很多“原道醒世(和觉世、救世)”的说法；要将太平军和所占据的地盘变为个人所有，也尽可随心所欲地说是“天情”如此、“天上原来如此”。神秘性、欺骗性、随意性、俚俗性是“天话”的几个特点。唯其神秘性，才便于对“无知无识”的游民贫民进行欺骗和裹胁。唯其随意性，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和不断膨胀的私欲的需要。唯其俚俗性，才便于向文盲半文盲进行迅速灌输。最终目的是要建立“地上的天堂”，使他成为“万国独一真主”。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要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立奴隶主加邪教主的超级专制统治。天下兆万之民，从物质到精神，从躯体到心灵，都被他所占有和控制，成为他随意支配的工具和财产。

　　看看一些常用词语，便可以了解“天话”的大略。

　　借用国内传入的一些宗教词语，如天父、天堂、大权能、安息日、天父看顾、天国迩来、心诚所愿之类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既然自称拜上帝，此类标签当然要贴。少不了也有方言。如“咁”是这样、如此，“是乜”是什么，“肚肠嫩”是见识浅，“肚内打稿”是三思而行或老谋深算，“狗仔一条肠”是心肠正直，心地不复杂之意。诸如此类的粤语、客家语、浔梧方言成了主流词语，这是造反者将老家和根据地方言变为占领区的“普通话”。还有不少隐语，如“草”是心。“放革”是放心，“真草”是真心，“云中雪”是刀，“雪云中”是杀掉，“三更”是开小差。“挂红”是斩首示众，“勾去”是处死，“红粉”是火药，“救亮”是洪秀全发怒时别人跪求他息怒。如此等等，不胜列举。有些隐语，如“灯草似弓”指心术不正或心思复杂，“妖心未化”指思想没有改造好或坚持原有立场、观念而不改，“变妖”指太平军官兵背叛或违反天条，都如同现代的审干结论或政治帽子，被扣上此类帽子的，大多“斩首不留”甚至要“点天灯”或“穿大红袍”。“点天灯”(前面已作介绍)，“穿大红袍”则是老谱新名，就是将人凌迟处死，俗语说的千刀万剐。使用隐语，是秘密会党、帮派、黑道的共同之处。而太平军的这些隐语，由于造反的局部胜利而成为占领地区的官方词语。

　　至于避讳，中国历代都有。但到洪秀全称王，则恶性膨胀到空前的规模。与上帝、洪秀金有关的，如上、爷(上帝专称)、天、王、秀、禾、乃、全、圣、国等等，除了特许均应避讳用代字。甚至姓王的人要改为汪或黄。洪秀全的儿子名字、前期诸王名字。都要避讳。而且，由于等级森严，“贵丈”是诸王岳丈专称，还有“贵亲”、“贵舅”、“贵如”、“贵姑”、“贵妘”等等近二十种有“贵”字的专称。“金”是天王及诸王女儿的尊称，如洪秀全长女称“天长金”。甚至洪、杨及最高层发怒，也有“义怒”的专称。一概不准错用乱用。避禁如毛。人们记不胜记，后来干脆颁发《钦定敬避字样》，以供查阅，以利遵守。

　　对洪秀全本人及他的统治，极尽美化神化之能事。什么上帝的第二子，天王，禾王，太平王，太平主，太平天日，天王大道君王全，如此等等，凡是他自己想得出的最高政教头衔一个个拿来戴上。这些不三不四的自加冕旒中，玉玺上的“天王洪日”特别值得注意。天王，是不叫皇帝的皇帝。洪日，姓洪的红太阳。联系到“太平天日”的称号，和自己说“朕是太阳”，可见他对红太阳的尊号特别爱好。红太阳并不是政治名称，也不是拜上帝会正式尊号。而他特别爱好，必有隐衷。他借上帝、天父的第二子名义造反，不能不将天父、天兄放在自已名义之上。但他又不甘于屈居名义上老三的地位。挖空心思要表示他是天地间的至尊。那个“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”的成语给他很好的启发。一个日字，也就是红太阳，既不公然篡犯天父、天兄，又以明白无误的象征化表明他是天地问至尊。这样，他的特别爱好，就客易理解了。他所统治、控制。使用的事物。全都称为“天某”，“天国”就不说它，下面的地方叫天省、天县。军队叫天军，主要的科考叫天试，规章叫天条，天条和各种律令叫天法……他的想象、意向、愿望又都成为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的“天情”。所以。他总是向臣下强调要“认实天情”，用现代口语表述，就是要大小官员吃透他这个天王万岁爷最高指示的精神，乃至于无言之处揣摩出天王意愿。他就是天，他就是日。可见一切美化、神化的指归，就是要大小官员、军民人等，尤其是带兵的将领，一概无条件服从，绝对服从。想得通的要服从，想不通的也要服从。不但服从，而且要顶礼膜拜，即使杀了你也是为你好。于是乎，红太阳永不落，天下永远是洪氏私有财富。

　　美化、神化自己的同时，极力丑化、鬼化他所反对的一切人物、宗教、神道。清朝官员、僧尼道士、读书人、缙绅、商人统统是妖。满族百姓叫做鞑妖，而且鞑字还要加上狗旁，极尽侮辱之能事。清朝皇帝叫做阎罗妖。对于奕詝，在他年号咸丰二字各加上狗旁，以示他不但是阎罗妖，而且是猪狗。清方绿营兵称为替死鬼，乡勇称为挡死牌，不当人看，不在话下。非但敌方，连原来自己同伙兄弟，凡是被他杀掉，不论是因何而杀，都要加上恶谥。那个因夫妻同宿而被双双斩首的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，被叫做“阵中养”。这个恶谥，其实倒是表明给死人这种侮辱性称谓者的鄙劣与冷酷。至于北王韦昌辉，原来不是“共条肚肠”、“爱兄心诚”的“正胞”(韦昌辉原名韦正，“正胞”即同父母的胞弟)么?被利用到最后，五马分尸再寸磔，当时称之为北奸，到了后来仍然给了“背土”的恶谥。北字加月为背，王字去一横为土。真是挖空心思了。同时代的对手、罪人如此百般侮辱，以前帝王如不合自己胃口的。也加上恶谥痛诋。比如，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史家一向多有肯定，而洪秀全偏偏要称之为文狂、武狂。他自然也反对神佛，将各种神佛称为死妖、死妖魔，将泥塑、木雕、铸造、纸画等六种神佛偶像称为死妖六样。民间将多种佛教造像概称菩萨，洪秀全则十分敢意地谑称为该杀。

　　特别不可思议的是，妈祖林默也受到刻毒的咒骂。她并不是什么宗教，也没有什么言论流传，只因她短暂的一生，在福建莆田湄洲湾，为遇险船只引航，拯救海难无数，又做了其它许多好事。在她遇难后，福建和台湾等地民间自发尊之为女神，为她塑像立庙。宋代以来的官员和朝廷，为了争取民心，追赠各种头衔，到最后称之为天后。而民间，仍然称之为妈祖，并且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香港、澳门以至亚、欧、美、澳许多国家设庙纪念和奉祀，成为“凡有海水处俱有华侨，凡有华侨处俱有妈祖”的国际性的妈祖信仰和妈祖文化。澳门之被称为Macau，就是妈祖阁而来。台湾每逢妈祖生日，便是民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中国大陆也重塑妈祖圆雕，重修重建妈祖庙宇，尊奉这位护航神、海洋女神。我在《永久的冕旒》一文中曾写道：“古往今来，没有哪一位实有的女性，在国内外有这么多庙宇(1800多座)没有哪一位中国人，受到不同阶层、信仰、国别的人们如此长久、广泛、自发的尊崇。”“其实，一切妈祖庙都不但是一位不朽女性的纪念馆，更是弘扬中华民族美德、增强世界华人凝聚力的精神殿堂，还是呼唤人类发挥良知良能的宝塔。”进而写道：“也许，海峡两岸和世界许多港口、公园。将来都会有妈祖塑像，都是头戴百姓共同献给的无价冕旒。”这是对一千多年来妈祖文化发展趋势的考察与展望。然而，作为明知妈祖由来的广东人洪秀金，却称之为“添厚(天后谐音)该杀”，将所到之处的妈祖塑像和庙宇一概加以毁坏。前面我说不可思议，是从正常人的认知而言的。从洪秀全来说，他这么说这么千，倒是与他的思想、品格、习性完全一致的，要不他就不是洪秀全了。

　　洪秀全的话语中，有大量杂拌儿的迷信。由于极其严重的迷信心理，他常将词语的本意变得莫名其妙，甚至颠倒过来。比如，风头、空屋、凶险，风、空、凶都用吉字来代替。战败叫做战胜，丧事叫做喜事，减少叫做斡旋——不但是迷信而且是颠倒事物性质的欺骗。他不是自称不怕鬼不信邪吗?其实不但怕鬼，甚至连“鬼”字都怕。凡有鬼旁的字，如魂、魄、愧、塊、魏，一律明令改为人旁，从而新造了动、[白人]、[心人]、[土人]、[委人]，这么些新字。不仅如此，六十甲子中，凡他认为不吉利的字样，一律改掉。辛改为新，亥改为开，丑改为好，卯改为荣。并且特别制定道光十七年丁酉改为天酉。弄得百姓所熟悉的干支纪年，出现许多不知所指的花头。当然，这不仅是要图吉利，也和他颁布冯云山新造的“天历”有关。

　　这个“天历”，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，比一回归年多十八小时。不久，明知其不准确，又不愿改正，而是采用什么“有加无己”的办法，规定每四十年一加。这样，逢加之年，每月有三十三日。于是，平均下来每年为366．75日，误差更大。而且，与直接关系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大大脱节。1859年经洪仁玕修订，仍然不能根本纠正错误，于是颁布诏旨，说什么“立春迟早看萌芽，耕种视此总无差”。这就是将中国早在夏代确定的天象授时变成不科学的地象授时，结果不是“耕种视此总无差”而是明显地贻误农业生产。你看，他关在天王府里，享尽“天福”之余，还要对自己向来不懂的农业生产来一通暗指挥，教农民应该在什么时候耕种。由于“天历”与夏历有明显差异，传统的过年也就是现在叫春节的传统节日自然不可能在同一天。他要坚持“天历”，要坚持“革命”，就下令严禁照夏历过年。将民间沿袭已久的过年称为“私过妖年”，一经发现，可以随意处罚。过年本应是万众欢乐祥和的佳节，竟能因此罹祸，这在中国也许是空前的，而罪名叫“私过妖年”，更是亘古未闻的奇谈，只有洪秀全这样的“农民革命领袖”才想得出。

　　洪秀全的词语中，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是“天”和“妖”。用现代汉语来参照，前者除了单用是称呼上帝外，与其它字组合成词，则含有浓重的“神圣”、“至尊”、“最高”、“革命”的成分，还有包罗一切正面事物超现实的色彩。后者大致相当于“反动”、“反革命”及一切敌对人们、事物和思想。两者都是政治与邪教相结合的基本判断。而且往往是非黑即白，异常绝对化的区分。

　　上面说的只是一些常用词语。而“天话”就是由诸如此类的词语，随心所欲地组合起来的。骂尽各种“妖”。让人听得耳朵生老茧之外。就是讲天堂多么神奇美好。陈庆甲《金陵纪事诗》写的是1862一1863年在南京的见闻。这时，太平军败亡的形势已无可逆转，洪秀全还在没完没了地大讲特讲“梦兆佳”，以此来宣传形势一片大好、前途多么光明灿烂。有许多“天话”，由于缺乏起码的现实感而“令人失笑”。当然，一切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会感到好笑；但是。中毒太深、迷信入骨的人是不会笑的。谅必还有许多“天话”，谁也弄不清什么意思。洪秀全也正是要以此让人觉得高深莫测，借以自我造神。

　　洪秀全靠“天话”起家。清政府的腐败，偏僻山区、农村百姓的极度贫困，鸦片的大量涌入，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打击，为他造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。在造反初步得逞之时，他就日益狂热地以天王和教主的地位，凭借内部组织控制、暴力和欺骗，使他的“天话”成为绝对排它的主流话语。这不仅是对汉语文字的空前大“革命”大颠覆，也是对文化中应该继承和可以继承以及暂时有合理性的绝大部分，做了史无前例的大“革命”大颠覆。而将传统文化中特别腐朽特别反人性特别反社会进步的病毒，借助所谓拜上帝的洋教条，发展到极致。所以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他革掉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脉，他所剥夺的是中国百姓已经非常稀缺的人权，一点最起码的人权，让全中国百姓成为他私有的奴隶和工具。然而，就在他的野心、本质迅速充分暴露之时，他也迅速地从天上滑落。他由欺人而自欺。他以为自己真的“乃理”(拯救)世人，中国人也就全都会驯服地让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他不会明白，载舟之水也可覆舟，迷信可以起家也可以破产，被统治基础的不稳定就不会有稳定的统治基础。被利用的将领“人各一心”的时候利用者就会失去想得到的利用价值。他甚至不愿相信，太平军官兵要吃饭才能打仗守城，弄得南京普遍缺粮，李秀成向他提出这个大间题时，他居然说什么“甜露”即野草可以养生。终于，只能是“朕即上天堂，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，保固天京”，带着最后的幻想和欺骗，服毒自杀。

　　如果，他最后能不说“天话”而说人话，也许可以给他造反以来的所作所为做点补偿，可以减少点人性的异化。可是，对于这样一个“天话”瘾比深度毒瘾还入骨的角色，不讲“天话”是不可能的。于是，他就和他的“天话”一起留给后来各种各样的人作各种各样的评说。

　　中国从汉朝至明清，王是最高封爵，受封的人数很少。到了太平军造反，王爵成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。迫不及侍地封王，是太平军首领一种心理状态的产物。后来封王之多之滥之乱，简直匪夷所思。

　　1851年太平军攻取永安(夸广西蒙山县)，几个月前已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的洪秀全，就封了杨秀清为东王，萧朝贵为西王，冯云山为南王，韦昌辉为北王，石达开为翼王。各王还有一长串系衔。如东王，到南京后亮出的全衔为：“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圣旨、劝慰师、圣神风、禾乃师、赎病主、左辅正军师、后师殿中军兼右军、东王杨”，以前皇帝死后的庙号，恐怕也没有谁有这么一长串。其他四王，也各有一串。杨、萧、冯的儿子，也被封为幼东王、幼西王、幼南王。打进南京的次年，即1854年，晋封秦日纲为燕王，胡以晃为豫王，胡万胜为幼豫王。这时，南王、西王已战死。以上诸人。被称为前期王。扣掉四个幼王，无论1851年或1854年，真正的王有五个。

　　前期王有几个特点：一是最早同谋造反的元戎；二是改变了以前一些朝代非皇族不封王的旧例；三是连儿子也封为幼王，异性王世袭，而且父子同时被封；四是未定都先封王；五是封号全称都很长，有宗教、政治、职权、赞誉等多种因素。虽然有一些不公之处，但还没有造成公开的矛盾。最大的问题是确定东王杨秀清“节制各王”，成了王上之王或并列天王，对后来的内讧有相当大的关系。世界上，最不能并列的，就是皇帝(天王其实就是皇帝，因避上帝讳而改此称)。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母子尚且以阳谋阴谋刀剑毒药相对，你死我活，无所不用其极，遑论一同造反的老伙伴。爱情固然排他，皇权更是绝对排他。

　　内讧之后，洪秀全对异姓功臣非常疑忌，封他大哥洪仁发为安王(后改封信王)，二哥洪仁达为福王(后改为勇王)，将石达开迫走。洪秀金的亲侄、族兄、族侄实际十几人，包括几个乳臭末干的小孩都封为王。1859年。其族弟洪仁玕来天京寻求庇荫，坐上了三级火箭，不到一个月，被封为干王，总理朝政、统率全军。诸将自然心中不服，洪秀全为了安抚和平衡，先封陈玉成为英王，跟着封李秀成为忠王。随后，十分赞赏洪仁玕的建议，广封王爵。其意图，一是分散事秀成以及李世贤、杨辅清权力，加强洪秀全的集权，以期改变“弱本强末”成为“强本弱末”的权力结构；再则，以此满足一些人欲望，笼络他们与洪家朝廷共命运。同时，让洪仁发、洪仁达趁机出卖王爵，凡是向他们行贿的，一概保举，洪秀全就照封不误。这样一来，可以广开财源，增加洪氏兄弟的收入。开头所封之王。还有名号，如陈坤书封护王，郜永宽封纳王，各自加了一串系衔。稍后，只有名号，不加系衔了。再后，连名号都没有了，一律称为列王。最后，在王字上面加三点，生造了一个字，看得出是将小王二字并而为一，表示次于列王。根据昭王黄文英的供辞，人们才知道四五年内一共大约封了二千七百多人为王。这时太平军所控制的，只不过是几省的一些城镇。不但为一个城镇主官管钱粮、管家务的封了王，凡有路子通天，能向洪氏兄弟进贡的，无论干什么，都得到个王爵过过瘾。正如黄文英所说，“多于过江之鲫”。这种奇观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

　　在广封列王之前，一些王号就一封再封。现在可以查出的，连其主要事迹，罗列于下——

　　奉王，衔系“殿前京外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奉王定千岁”，古隆贤，1862年被封。1863年以所辖之地石棣、太平、旌德献降，被清方授以都司之职。

　　奉王，黄朋厚(即黄十四)，1864年被封。1865年降清，并被派回汪海洋军中作内奸。后被清方授守备之职。

　　康王，汪安钧，1862年被封。1863年暗中向清军洽降。不久即在诸王会议上杀死苏州主将谭绍光。献城投降后，与其他叛降者共八人均为李鸿章所杀。

　　康王，汪海洋。1861年离石达开归事秀成部下。1862年被封。不久困杭州陷落余杭孤立，率众弃城。到江西转福建，与李世贤互为犄角。李兵败逃至汪军中，汪因擅杀将领恐被治罪，刺死李世贤并杀其部将五人。1866年在嘉应被部下枪杀。

　　比王，伍贵文，约在1862年底被封。1863年参与杀谭绍光献苏州城投降，旋即与汪安钧等被事鸿章所杀。

　　比王，钱桂仁，多年暗中准备降清，又竭力巴结李秀成而不断升官。1864年被封，未几在杭州降清，被授都司。随清军作战，1865年进攻嘉应太平军，战死。

　　宁王，周文佳，约在1862年底被封，未几，从浙江退苏州。与伍贵文1863年情况相同。

　　宁王，张学明，1864年被封。未几，杭州被攻破，转安徽入江西。同年，在江西金溪降清，被授游击，到广东嘉应参与追击汪海洋。

　　怀王，周春，曾随石达开远征，后投李世贤。1862年攻占浙江武义，因功被封。后转战数省，太平军失败后投水自杀。

　　怀王，邱朝贵，即邱远才，1864年被封。后与赖文光会合，又与捻军结为一体。1868年兵败降清(一说战死)。

　　裕王，刘(名不详)，1864年在余杭战死。

　　裕王，周(名不详)，1865年随汪海洋转战福建。

　　同一王爵，先后封给两人。比如古隆贤降清后，就将幸王封给黄朋厚；汪安钧降清并被杀后，就将康王封汪海洋。后期王爵，基本上已与职务无关，根本不必重复使用的。洪秀全此时，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怒，将叛降者的爵号封给别人是否严肃、合适。而且，决定广封王爵之后，很快失度，不将封王当一回事，加上形势不好而心里乱糟糟，以至干脆将更多的王，一律不加区别叫做列王，省得费心费事。

　　照黄文金的说法，这些王爵分为五等。干王洪仁玕总理朝纲为一等。英王陈玉成、忠王李秀成、侍王李世贤等人执掌兵权为二等。堵王黄文金、康王汪海洋、听王陈炳文等人总制一方为三等。恤王洪仁政和黄文英自己(昭王)这样未预兵事者为四等。一些无功偷闲之辈弄个王爵，即列王是为五等。照我看，至少有两点可以补充。洪仁发、洪仁达曾正式参政，一直对洪秀全影响很大，先后排挤石达开、李秀成，不但能大开后门，还能滥发命令，又把持南京各城门的出入；洪仁玕之前的正掌率、总理朝纲、中军主将，洪秀全的心腹蒙得恩，也是一等王。列王之下的兰是六等。王爵都封了这么多，王以下的义、安、福、燕、豫、候诸爵。就算不了什么，无形中淡出了。

　　爵赏滥乱，有功不赏，无功受封，厚洪薄外(姓)，贿赂公行，竖子富儿都膺王爵，奸宄卑劣之徒各行其是，朝政当然不可闻问，军中必定怨恨山积。李秀成因洪仁发、洪仁达、洪仁开封王而他未封，反而被革爵憋了一肚子委屈，但他始终顾全大局，没有将矛盾公开化。洪秀全不得已封他为忠王，后来封他部下许多人为王，牵制他的统一指挥，他既愤慨又无可奈何。而且，部下中有不少人潜藏的争权夺利意识，也就迅速膨胀。只顾自己利害，不顾全局，谁也奈何不得。后来愈演愈烈，忠诚于太平军之人痛心疾首。黄文英看得真切，就通过堂兄黄文金，要求辞去昭王的封爵。说得轻些，这是对洪氏兄弟的提醒，说得切实些，是对他们这项举措的愤慨之至的抗议。可是，他的请求，即使通过高他一等的堂兄，还是到不了洪仁玕手里。即使能送到洪仁玕乃至洪秀全面前，由于不满洪氏集团的既定方针，要么不予理睬，要么革爵处分——如果他们有心思有力量。连清军方面，略知这种情况的李鸿章也说。“乃增封多王……而内乱猜忌之萌，愈散漫不可制”。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“谙宿将多不服，贼势益衰”。

　　这出空前绝后的荒诞闹剧，是洪秀全“家天下”(虽然他并未得天下)意识急剧膨胀引起的，本意在于分散主要将领权力，使诸王互相制约，众人都成为洪家天下的驯顺奴才；同时，也向各地将官敛聚一些金银财宝。开头还是个别行贿、走后门，后来就成为公开和半公开的王爵大甩卖。实行的效果，却造成了广泛的贪污、行贿、不满、怨恨、猜忌、谋私、人心涣散，急剧败坏太平军的风纪，严重地腐蚀了觇斗力，客观上大有利于清军。这是一个貌似高明的低级错误，加速了太平军的颓败，成了洪家天下的一帖毒药。

　　有些论者，大谈洪秀全这思想那思想，有的甚至要研究他的“哲学思想体系”。可就是没有好好研究一下，他为什么才造反不久，就要迫不及待地封一些同伴为王，这些同伴为什么欣然接受而没人劝止?其实，是这些农村造反者的一种很生动、典型的心态，可作心理学研究或写小说的绝好材料。后来听从洪仁玕建议，溢封二千七百多个王，蔚为奇观，更是可以作多层面的剖析，对全面深入认识洪秀全及其同伴、兄弟很有价值。

　　太平军靠陈玉成、李秀成等人，在1858年稳住了局势的次年，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到了南京。

　　洪仁玕是洪秀全最早的信从者之一。他的到来，使洪秀全十分欢喜。因为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，愚蠢、贪婪、没有能力、胡作非为而受到全军上下的反对；他宠信的心腹奴才蒙得恩“总理国事”，部下怨言很多，实际上这个正掌率也掌不了大事。洪仁玕是他堂弟，当然远较异姓可以信托；又通文墨、见识较广，较蒙得恩压得住台面。于是，这个天王就再一次作了匪夷所思的提拔任用。

　　洪仁玕1859年4月22日到南京，朝见之后，立即被封为干天福。洪秀全将这样一个相当高的爵号，封给不但寸功未立，而且一天也不曾随军打天下的堂弟，只是第一步棋。到5月8日，就晋封为干天义，加九门主将。义是王以下的最高爵号，九门主将是“天京”卫戍司令。但还不够。才过了三天，5月11日，就追不及待地再晋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。1857年，洪秀全曾公开宣布“永不封王”，至此自食其言了。军师者也，即掌管军政大权的第二号人物，地位仅次于天王。最高层内讧之后，一直由洪秀全自己兼任，即所谓“主是朕做，军师亦是朕做”，这下子也食言了。为了这突击提拔，为了压服有功将领，洪秀全特意在天父台举行仪式，令洪仁玕登台受印，向全体到场官员宣布，大家都要受洪仁玕节制。20日里放了一枚三级火箭，任命了一个大管家，很能反映洪秀全的性格与心态。在他心目中，太平军就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，要谁作管家就由他说了算。至于经常自食其言，出尔反尔，多疑的独裁者向来如此。

　　这样的三级火箭式的提拔，让洪仁玕喜出望外。他没有参加从金田村到南京的造反，屡屡失去机会，有客观原因，但主要是他精明，吃不准参加造反的祸福。此次到南京的意图，他被清军所俘后的供辞说得很直白：“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，聊托恩荫，以终天年”。就是家里和个人都艰苦困难，现在你洪秀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，我来找你讨点封赏，好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。这是历代开国皇帝的本家、亲戚、故旧常有之事，并不奇怪。何况，洪仁玕是最早信从拜上帝宣传者之一，而且躲到香港也一心盼望洪秀全成事，说洪秀全好话，为洪秀全着想，自然更可以要求“恩荫”。供辞下一句是“殊我主恩加叠叠”，表明出乎意料之外，大大超过“聊托恩荫。”的期望值。极端地破格重用，为他的“苦志求名”提供了最好的条件。因而才有后来的种种作为。须知，这是他决心作文天祥第二，尽力将自已塑造成高大完美忠臣义士之时，透露出来的实话，决不是托故要求清政府从轻发落之言。他明知自己必死，也毫不抱免死幻想，岂会说贬低自己“革命动机”的假话？可惜，这几句说到点子上的话，专家们却故意视而不见。

　　洪仁玕到南京后，为报答洪秀全，更为自己实现“苦志求名”的愿望，写了《资政新篇》、《开朝精忠军师千王宝制》、《颁新政宣谕》、《天历序》、《戒浮文巧言谕》等等文件，有不少新的看法和建议。洪秀全之所以批准颁发，是为了给洪仁玕树立威信。可是，主要将领都不买这个账，没人理睬，不起什么作用．在当时都是空文。然而，后来，尤其是1949年以后，成了“太平天国”研究的一个热点，成了宣传“太平天国”的进步意义或革命性的根据而大炒特炒这种事，在现代中国，是家常便饭。

　　吃透洪秀全的心思，加上自己被封千王、军师而诸将不服的切身体会，洪仁玕提出防止“弱本强末”弊端的办法。就是广封王爵，以削弱殊玉成、李秀成、李世贤、杨辅清等人的权力，尤其是削弱和分散兵多将广的李秀成的大权。这个建议很合洪秀全的心意。再由他的两个哥哥加以发展，不但可以加强洪家集权，还可以用来卖爵敛财。实行的结果，首先是加深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的对立，而李秀成却是太平军必须依靠的头号实力人物。其次是，使太平军山头林立，没有人可以统一指挥。第三是，不少将领各顾自己，争权夺利。第四是，贿赂公行，上下急剧腐败。第五是，无功受封而有功不奖，忠诚的太平军将士怨恨山积。清方的李鸿章多少看出了问题，说“增封多王……内乱猜忌之萌，愈散漫不可制”。洪氏集团自以为得计，其实是制造内部矛盾，从内部瓦解太平军的低级错误，或者也可以说超级慢性毒药。洪仁玕对此负有重大责任。    。

　　洪秀全很希望洪仁玕在指挥作战方面露一手，以证明自己知人善任，更可用以作为高度集权的帮手，一石二鸟。洪仁玕自己当然也想建立军功，让诸将领信服，真正抓住军权。他在攻苏杭以解天京之围的问题上，与李秀成相合，一同商讨作战方案，由李落实指挥，大破清军江南大营。对于太平军和洪秀全，应当说这个大战役，他是有功的。此战胜利，使他自我感觉良好。于是提出经营江浙、西征武昌的战略。这个主意，当然可以讲出许多冠冕堂皇的道理。不便明讲的，是他要加强对陈玉成、李秀成的领导与指挥，让他们乖乖地所从他调遣。可他并不了解实际。没考虑到陈玉成镇守的安庆随时有受攻击的危险，更不考虑李秀成先要着重稳住和经营江浙的强烈意愿。轻率地将这两张王牌用于长途征战，兵分两路去攻打武昌。这一好高骛远的决策，使“天京”的屏障兵力单薄，陈、李两军长途劳师不易密切配合，加上李秀成内心并不情愿，故而风险极大。即使占领武昌。如果江、浙、皖不稳，也得不偿失。但他一门心思、打自己的算盘，根本不营这些。结果，陈玉成上了外国人的当，能攻占武昌却没拿下；李秀成未能准确接预订计划配合，劳师无功。更坏的是，久已盯牢安庆的曾国藩，乘机重兵围困并最后攻下这个战略要地，“天京”上游失去屏障，处于清军随时可以攻打的危境。这种态势的出现，表明曾国藩老谋深算的战略眼光，也是洪仁玕自以为高明的低级错误所造成的。导致这一低级错误，是由于太重的私心的驱动，再加上没有军事指挥的经验，而又自以为是。

　　安庆被清军围困后，陈玉成急忙率军东返，力求解围。清军兵多将广，挖掘长壕两道，志在必得。如果陈玉成没有被洪仁玕派去西征武昌，清军是不可能将安庆如此困死，他也决不致如此被动。万不得已，向“天京”求援。洪仁玕只好叫章王林绍章和他一道，率兵参加解围。是时，李秀成还在东返途中。他一些未参加西征的部下因江浙较空虚，又愤于洪仁玕的瞎指挥，没人肯出兵参加安庆解围。如果说，洪仁玕在理论上还可以说一通“围魏救赵”的空话，那么。亲自带兵打仗那就完全不行。一与清军交锋，就被击败，退到桐城，不但起不了正面作用，而且损害陈玉成部下士气，助长清军必胜信心。随着安庆解围战的失败，陈玉成部下主力丧失殆尽，陈本人也因此自投罗网而被清方所杀。太平军在地理上、人事上都失去了一只臂膀。而且，因为陈玉成，是洪仁玕亲戚，同时又是李秀成的好友，本来在李秀成与洪氏集团之间一直起调和矛盾冲突的作用，他败死之后，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的矛盾便没有人调和与缓解了。

　　尤有甚者，在以李秀成为首的“十三王救天京”之战，洪仁玕居然同洪仁发、洪仁达一起掣肘。他们不愿看到李秀成顺利成功，害怕李秀成势力和功劳太大，希望李秀成与湘军都在费时旷目的苦战中消耗得半死不活，希望诸王从此怨恨、不理睬李秀成。于是，借口防疫，紧闭南京城门，不接应十三王之兵，更不派一兵一将里外配合，哪怕做点姿态造点声势也不肯。弄得救援之军上下都很愤怒，斗志日衰。加上补给困难，“寒衣未带”，湘军又拼死苦战。终于，在打了一个多月之后，援兵各自撤退，没能解南京之围。李秀成自然会看出洪仁玕起了什么作用。

　　从《李秀成供辞》看来，他对洪仁玕虽有别于洪仁发、洪仁达，但不满之意仍很明显。所以多处提及洪仁玕，不但没有一句好话而且流露出不少弦外之音。他常用“洪姓”一词，就包括洪仁玕在内。要不是那时洪仁玕正护送洪天贵福在突围逃亡中，要不是洪仁玕在南京危急之时被洪秀全革去大权，李秀成在供辞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揭露与否定。

　　洪秀全最后预留遗诏，要洪仁玕扶佐洪天贵福，可见对洪仁玕忠诚的确认。而洪仁玕也以文天祥自命，被俘不肯投降而被杀，没有辜负洪秀全的信托。当然，要不是靠李秀成，他和洪天贵福根本不可能突围冲出南京。

　　太平军最高层的内讧，以及内讧后洪秀全的所作所为，注定了最后的失败。洪仁玕被任命为军师，非但没有遏止“太平天国”的倾颓，客观上反而加速了它的败亡。他在实现“苦志求名”的同时，也在为洪秀全及其小朝廷送终。他所作的那些政治文件，成了后来不少人做文章的好材料，成为美化洪秀全的上等化妆品。这，大约是他对洪秀全最主要的“历史贡献”。

　　太平军1856年最高层内讧之后。洪秀全采取了任人唯亲的方针。他始终信任、倚重的洪仁发、洪仁达、蒙得恩，值得一说。

　　洪仁发、洪仁达是洪秀全同父异母的长兄和次兄。原在广东花县老家种田，后到广西金田村参加造反。因“无才情”而未能担负什么实际职务，以洪秀全之兄而封为国宗。仁发不时翘尾巴，受到杨秀清的惩戒甚至杖责，是杨与洪秀全较劲的一种不大不小的表现。按情理估计，此两人尤其是仁发必向其弟发泄对杨的不满，为权力斗争推波助澜。内讧之后，他哥俩也必定借手足之便，不断向老弟进谗，说石达开及其他外姓功臣多么可怕，很符合洪秀全心意。于是。洪秀全一面不肯封石达开为义王，却让两个老哥坐上火箭，分别封为安王、福王，参与朝政，就是要掣肘、监视和逼走石迭开。而且洪仁达是不久前才从狱中放出来的。这着棋实在太臭，满城官员普遍不满，但敢怒不敢言。只有李秀成公然要求罢黜此两人，请回石达开。这种向洪氏兄弟既定方针挑战的行为，使洪秀全勃然大怒，革去李秀成合天侯爵位。由于众官员不服和一些大臣苦谏，洪秀全不得不暂时削去两个老哥王爵。从此，本已不信任异姓的洪秀全，对李秀成更加疑忌，两个老哥也不断添油加醋，说李秀成有奸心，凡事作梗或压制。只是实在无人可代替李秀成，才且疑且用，不时横加刁难、训斥、考验。而且，在封李秀成为忠王之前，已改封这两个老哥为信王、勇王，他俩的儿子多人，也都封王。只是这两位老哥无论文化、能力、行事、说话都很不上台面。才没有正式给予第二三把手的名义。事实上，他俩仗着洪秀全撑腰，监督一切官员。自己则为所欲为。

　　他们重点监督、“照顾”李秀成。李的部下陈坤书违反李的法度，将被治罪。陈坤书深知这两个老哥既恨李又贪财，就出大钱贿赂，被封为护王。这样事就管不了陈。此时，正值洪仁玕向洪秀全建议广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人的兵权，两个老哥得到洪秀全准许，凡是出大钱贿赂，经其亲信保举的，一概封王。于是贿赂公行，王爵多如过江之鲫，军队难以统一指挥，上下迅速腐烂，人心丧失殆尽。当李秀成与洪氏兄弟在救援南京的时机有不同看法时，洪秀全三诏严词训斥，说是“若不遵诏，国法难容！”李除遵诏改变军事计划，即出兵救援外，还将老母和家眷送到南京作人质。结果救援未达到预期效果而苏州危急，李要求回苏州作应急布置，洪氏兄弟居然趁机勒索“饷银”十万，方准放行，弄得李只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凑足上交。这些做法，既要李秀成受他们瞎指挥的考验，又要不断受戳着额头的斥问“你想反叛吗？”还要被重重敲一记竹杠。倘不是李秀成愚忠，就会另作他图。

　　南京被攻愈来愈危急，两个老哥居然用严刑竣法搜刮百姓，弄得全城骚然。尤有甚者，李秀成为守城准备，决定给百姓通行证出外多买米粮。两个老哥竟要众人先买洪氏通行证才允许出城，买粮回城又须缴重税，弄得几乎没有人肯买粮。到了粮食快完，放百姓出城逃生，两个老哥还令人把守城门，搜尽金银才放行。他们丧失起码的现实感，连有粮食南京才有可能守，太平军如果失败，再多金银财宝也带不进坟墓，这么一些简单道理都不明白。活像笑话里说的，从棺材里伸出手来抓钱。所以如此，盖因两个老哥“一味古（固）执，认实天情，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见不差”。洪秀金在宣布夺李秀成之权，交给其二兄和外甥，不几天后，因绝望而服毒自杀。两个老哥死到临头，还在梦里。南京被清兵攻破之时，洪仁发被俘，供出藏金银财宝处所以求饶命，还是和洪仁达同时给杀掉了。

　　两个老哥的所作所为，实际上是洪秀全在内讧后思想心理状态的大表演，淋漓尽致的发挥。他们不但在家天下这一根本问题上完全一致，而且在多疑、贪婪、固执、迷信、不识大体、不顾大局、鼠目寸光等诸多方面也基本一致。否则，两个老哥不可能为所欲为。当然，洪秀全到底比两个老哥多点文化，多点权术。比如，下诏请石达开回京，不得不用李秀成支撑危局（说不定这些是听从蒙得恩的建议）。还有。最后服毒自杀。表明他比两个老哥终于多一点现实感。

　　有些论著将两个老哥说成太平军后期腐败灭亡的祸首罪魁．是怎么也说不通的。他俩如果不是代表洪秀全，如果洪秀全不是无条件信任，不是言听计从。不是全力支持，随时都可以被除掉的。所以，只要不是为“农民革命领袖”讳，还是应将这个责任算到洪秀全头上较为合适。还有一个洪秀全堂兄洪仁政，带兵打败仗之后，改为管理洪秀全衣服与饮食，与洪仁发、洪仁达沆瀣一气，并同洪仁玕一起压制、打击李秀成，当时人们称之为洪氏四王。

　　再来说说蒙得恩。

　　他原来叫蒙上升，避上帝讳改为蒙得天，又因天字极其崇隆再改为蒙得恩。参加金田造反后，就在洪秀全身边作御林侍卫。到南京以后，提升为春官又正丞相，总管女营事务。各营女官及女巡查，每日三次到他面前听命。这个职位，主要为洪秀全和天王府服务。当然，女营事务范围还不止此。由于长期在洪秀全身边，了解很深。按太平军条规，官兵是绝对禁止男女同宿，而洪秀全及诸王则可纵欲。于是，每逢诸王过生日，即由蒙得思选美女献上，洪秀全、杨秀清都每次六人，韦昌辉二人，石达开一人。其它方面，也很能迎合洪所好，所以备受宠信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在洪、杨内讧中，他始终站在洪的一边，估计很可能为洪出谋划策，秘密转奏传诏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所以，在内讧之后，尽管洪对异姓十分疑忌。还是重用了他。石达开被逼走，洪仁发、洪仁达又是不上台面的大草包，洪秀全便把他升为正掌率，总理朝政，即第二把手。1858年恢复五军主将制。他被任命为中军主将，也就是当初杨秀清的职务。但因他名声不好，又专看洪氏三兄弟脸色行事，使朝政无一定之规，又仗天王信任压制青年将领，太平军的官兵都各怀一心。1859年，洪仁玕到南京，洪秀全觉得这个族弟比蒙得恩有文化有一套，还认为同姓比异姓可靠，才由洪仁矸接手总理朝政，仍封蒙为赞王，子蒙时雍为幼赞王，是后期少数最先封王的两个。蒙得恩不总理朝政后还主管钱粮大权，在非常宏丽的赞王府里，过着豪奢糜烂的生活。但他深知洪秀全生性多疑，故忧虑抑郁，而且数年纵欲无度，所以1861年五十五岁病死了。洪秀全倒很念着他的好处，信得过他，故让他那未成年的儿子蒙时雍做洪仁矸的副手。

　　太平军没有太监。但蒙得恩在好几年里的地位近似太监总头儿。尽管他穷玩女人，吸食鸦片，为非作歹，但以善于领会、迎合洪秀全心意，善于为洪秀全选美，善于为洪秀垒营造享尽“天福”的条件，加上内讧中立场坚定，从而越级飞升为正掌率、总理朝政，又加中军主将，还荫及儿子。足以说明他逢迎功夫的到家，也表明洪秀全对他的宠信之深。历代凡有太监握重权，都是朝政出大问题的标志。但除了秦朝赵高，似乎没有别人正式出任第二把手，更没有人父子封王。蒙得恩能够如此，并且善终，最重要一条。是他始终忠于洪秀全，是洪秀全所倚仗的大管家。他的最高目标，是“封授高官厚爵”、耀祖荣宗。果然完全达到。可见逢迎上意比文韬武略更值钱，也更安全，包赢不输。

　　顺便说说别的一些人。洪秀全下辈之亲族集团中洪仁发、洪仁达之子，从青年到儿童，个个封王。年龄稍大的洪和元，二十岁左右就很管事了，可是任中却吃了大败仗。这些接班人中，除了幼天王洪天贵外，地位最高的是幼西王萧有和。他最后被授予发号施令的大权。此时不过十几岁的少年，他是洪秀全外甥（洪宣娇养子），长得俊美讨人喜欢；尽管平时是个成色十足的衙内，但在洪面前善于伪装正派。又与洪氏诸王深相勾结，估计十分顺从洪仁达的种种馊主意，才会被委以如此重任。还有洪秀全之族侄洪春元，可以说是战无不败，唯以扰民害民为能事。李秀成对他十分反感，但却在1861年被封为对王。

　　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重用、亲近些什么人，是首领精神世界的窗口，也是其事业兴衰成败的杠杆。每个人的存在，都既影响别人，也受别人的影响。首领也是如此，只是他具有更大的主动性。他有充分自由选择合乎他要求的人，以实现他的意愿。这些被选择的人，又反过来给予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洪仁发、洪仁达、蒙得恩等人，凭借经常接近洪秀全的机会，在迎合之余又火上浇油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，他们与洪秀全已难分彼此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是洪秀全在内证后走向绝路的思想心态的一种表演。洪秀全亲近、信任这些人，本意在维护和巩固他的小朝廷。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，加速了太平军的失败，也使自己的死期提前到来。

　　大渡河首次闻名遐迩，是由于石达开在这里的悲惨结局。这结局是由洪秀全和石达开自己共同造成的。

　　洪秀全、杨秀清内讧之后，太平军最需要的是：稳定局势，重立统帅。

　　此时，翼王石达开理所当然地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，“众人欢悦”。从1856年11月到次年5月。太平军在自相残杀、人心惶惶、军事失利的危险中稳定下来。任命勇敢善战的陈玉成、李秀成各为一方面主将，攻守兼施的战略取得了成效，军事上略有转机。

　　石达开是太平军前期诸王中两三个知识者之一，又是各方面公认的最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。洪、杨内讧之时，韦昌辉出面滥杀杨秀清部属，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南京，谴责韦昌辉及其帮手燕王秦日纲、陈承镕。意在制止事态扩大。不料韦竟要杀他，使他不得不连夜“吊城由小南门而出”。韦居然杀了他全家，又派秦、陈率军追捕他。当他率靖难大军四万余人返南京途中，知陈玉成在安徽宁国府被清军打败，立即移师救援。洪派人向石献上韦首级，靖难大军便休兵。他到了南京，洪秀全慑于其大军，并出于收拾残局的需要，封他为“圣神通电军主将翼王”。全军钦佩他的品德功勋，共上“义王”尊号，他坚辞不受，必定是鉴于内讧的教训，知道洪对他很是疑忌。力避爵高震主，不利于团结安定。这一切，都表明他是十分顾全太平军大局的。

　　洪秀全就完全不同。他在与杨秀清你死我活之余，斗争的弦绷得特紧。给石达开那么一个封号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只要看看这封号和以前杨秀清封号的巨大差别，就说明了他的心态。众人给石共上“义王”爵号，他连做一下姿态都不愿。相反，却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，二哥洪仁达为福王，让这两个无功无德无才的小丑来“主军政”。进而“不授以（石达开）兵事，留城中不使出”，不但剥夺了石的权力，还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。完全作为政敌与重点压制对象。看管了起来。李秀成说，“翼王与安、福二王结怨。被押（压）制出京”。这是开脱洪秀全的说法，安、福二王哪有力量、威望来压制石达开？石自己在出走的布告中说的“诏旨降频仍，重重生疑忌，一笔难尽陈”，就明确点出是洪秀全本人的逼迫。只是，他还是顾及“君臣之义”，维护洪秀全的面子，不肯将事实真相兜底抖出来。

　　看来，洪秀全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到内讧之时，对诸王已全都不信任，视为潜在的篡位者。他要让韦、石、秦互相残杀，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。他既然能在石的靖难之师未到南京时，就杀了韦、秦，可见此两人并没有多少实力。那么，韦要杀石，屠石全家，派秦、殊追捕石，可能是洪秀全的示意，至少他是知道的。他要坐山观虎斗，在两败俱亡之时，清除一切他心甘中的潜在威胁。然而，石的靖难大军，使他不能一箭双雕。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杀了韦、秦及其同伙陈承镕，以安抚石。将韦的首级送宁国府给石看，很有些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味道。石入京，受到军民的拥藏，更使他加深疑忌。如果不是石实力和声望都远非韦昌辉可比，他就会在压制得手后杀了石。

　　到石达开被迫逃出南京之后，洪秀全看到不但追随的将士很多，南京许多人也为他抱不平，这才慌了。于是，不得已革去其兄安王、福王爵号。并且镑刻“义王”金牌遣人送给石达开。这种做法，简直像哄小孩。在石看来，与其说是洪对他的“争取”，不如说是一种侮辱。而且，石深知如果出走再回去，迟早必定被洪秀全所杀，那时洪仁达、洪仁发仍将恢复王爵。洪秀全的这种拙劣的举措，只能引起石更大的反感。许多论者，竟指责石不接受洪的“争取”是多么不对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其实，洪所要争取的是石的脑袋。

　　石的智力远高于洪，又长期经常在一起，当然了解洪的为人和此时心思。摆在他面前有几种可能：一，无所作为地让洪氏兄弟杀掉；二，除掉洪仁发、洪仁达、蒙得恩等人，掌握实权；三，取洪秀全之位而代之；四，逃出南京，拉一支军队反清，仍用太平军旗号；五，拉起反清队伍，不用太平军旗号；六，投降清朝。他选择了第四种。有的著作说：“石达开应该顾全大局，他可以用各种方法表白自已，争取天王的信任，甚至暂时不要任何权力。”显然，论者不如石达开了解洪秀全之深。从前面所说可知，石如果能用什么方法表自，岂有不用之理？他在自述里就透露：“洪秀全……有谋害达开之意”。论者为了替“农民革命领袖”辩护，将不可能的事也说成可能了。

　　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历史论著，都给石达开扣了一项“分裂主义”的罪名，同时还加上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帽子。这罪名，这帽子，都完全是从“洪氏本位”的立场出发的。

　　一个才智卓越，立下赫赫战功。为太平军打下广大地盘的人，先是受杨秀清的压制与欺凌，继而为制止内讧大屠杀，自己差点死于韦昌辉、秦日纲之手，逃得性命而全家被无端杀尽；挽救了内讧后的危局，却又受到洪氏兄弟极端疑忌和排斥，洪秀全要剥夺权力就剥夺，要监管就监管，有力反抗而不愿反抗，最后落得逃离南京，还不愿扯下“太平天国”的旗号，不愿揭穿洪秀全真面目，世界上有这样的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者吗？如果他守在南京等洪氏兄弟杀戮，有些论者，是否会责怪他：谁叫你表白不了呢？或者：谁叫你功劳太大、声望太高呢？或者。用为了消除隐患为由，来说明杀得对杀得好？

　　请容我再问几句：难道只有像岳飞那样，让赵构指使秦桧杀了，才算没有“个人英雄主义”？难道洪秀全的“只有臣错无君错”是真理？难道死在无可救药的洪氏集团手里，让他们恣意胡作非为，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会有什么正面价值？不说于国干民于历史进步罢。即使于太平军，难道有什么积极意义？

　　至此，我看“分裂主义”的问题，也并不难谈清楚。石达开到了朝不保夕，万不得已出走之时，还是一不愿降清，二不愿否定“太平天国”，三不愿揭洪秀全的底。只要不是以“洪氏本位”来作为唯一的是非标准，而以太平军的根本利害为标准，如果要说分裂主义，那首先是洪秀全及其兄洪仁发、洪仁达，是他们迫使石达开不得已而与洪氏兄弟分手的。

　　有人说，石达开可以像李秀成那样，无论受什么委屈，都用行为表白自己，以获得洪秀全的信任。其实，洪自内讧之后，便任人唯亲。他何曾信任李？如果信任，李何必主动将母亲、妻子送到洪眼皮底下当人质？如果信任，怎会稍不如意即严辞训斥，公然指责李有奸心？如果信任。哪能在万分危急之际，也不采纳李的正确建议？洪无非是无人可代替李，不得不暂时利用，却又横挑鼻子竖挑眼，甚至纵容李部下胡作非为来削弱李的指挥权。李在屡遭歧视、限制、刁难之下，百般委曲求全，而洪到临死还宣布罢他的官、夺他的权。要是洪氏兄弟能有人掌得了兵权，李便会被加上“变奸”的罪名而杀掉。虽然这一点没有成为事实，李最后也只能成为洪的殉葬，一个极其可悲的殉葬。石达开对于洪秀全性格的了解，对洪家天下命运的预测，又在忠君的道德规范制约下，使他终于采取离开南京而又继续打着“太平天国”旗号这条路。然而，这也是一条败亡之路。

　　作为一个家庭富有的青年，石达开愿意倾家荡产参加造反，直接原因是：他家祖籍广东和平，迁居广西贵县，“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，无家可归”。同时，也由于他强烈痛恨清政府的腐败，热切关注中国的前途。可是，他未能看清，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，落后的中国，最根本的问题是：尽快开始近代化的进程，追赶欧洲先进国家。关键是：培养和引进各方面有用的人才，学习先进的科技，兴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，发展生产力。起步的迟早，关系到中国的浮沉。如果由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领导的革命或政变，尽快改变腐败无能政权，全面实行近代化，自然是最好的出路。要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，也可以有其它一些变革维新的道路，由发展生产力而带动其它方面的近代化，这是以前和以后的世界历史所证明的。而造反，那就要看为什么造反，什么人为首的造反，真正要实现的（不是鼓动造反而宣传的）目标是什么。他也没能清醒思考，并不是一切反对腐败政权的造反就一定能赢得社会进步。可能有几种情况：比腐败政权好得多，好一些，一样坏，坏一些，坏得多。也可能在造反之初属于前面两种之一，后来就发生交化，变得一样坏或者坏得多。实际情况怎样，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品格和文化渊源。最坏的情况，是由比原统治者更落后、更愚昧、更腐败的人为首，而造成大规模、长期、激烈的内战。在当时的中国，危害尤其突出。石达开在没有真正认识洪秀全品格、志向、能力之时，便将身家性命都交给他，是石人生道路关系至大的一步。认识上的局限，加上年轻、人生经验较少，情绪因素易于扩张，使得他在洪秀全的宣传鼓动下，参加了拜上帝会即策划造反。这关键的一步，决定了他人生方向。不过，他后来还有修正的机会。

　　洪、杨内讧之后，如果石达开代洪自立，完全有可能。虽会遭到一些抵抗或抵制。只要措施得当，便不会受很大震荡。同时按轻重缓急，坚决而有序地废除洪的一些极端政策，逐步实行变革维新，顺应世界潮流，就会愈来愈得人心军心，建立一个远比清政府、洪氏小朝廷开明、进步的政权。至少可用“清君侧”的办法，断然处置洪仁发、洪仁达、蒙得恩等少数亲嬖小丑，使洪秀金只藏天王盒冠享受富贵荣华，同时坚决抛弃洪的极端政策，大力进行一些合理的军政经文诸方面建设，将会给控制地区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，解放社会生产力，在可能的范围内改革和扩大军队。随后，无论是在苏、浙、皖、赣等省站稳脚跟，积极建设，在一段时间内与清军形成对峙或者在实力充足时北伐，迅速推翻清朝；或者在双方相持的情况下，最后实现妥协；或者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或意外事故，失去均衡而被清朝打败，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近代化的步伐。这是石达开此时所面临的可能。一切取决于他肯不肯代洪自立或虚洪执政，这又是关系他命运的紧要的一步。然而，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石达开，却不愿做这种他认为不忠不义之事。于是，一个太平军中文武全才、谋略出众的人物，只能受制于任人唯亲、无可救药的洪秀全及其身边的群小。这是石达开的悲剧，也是历来许多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武将文官的悲剧。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箝制下，身居高位而又为帝王所疑忌时，往往成为刀俎上的鱼肉。石达开率军出走，客观上是被洪氏兄弟所迫，主观上是想求得多方面保全。

　　既要保全生命，不作无谓羔羊，又不愿采取断然行动，掌握太平军的实权。既要与洪秀全分手，又不去掉“太平天国”旗号。既看透洪秀全的为人，又要保护他的名声。既不公开与洪氏集团划清界限，又要表明自己是正义的选择。既要率军出走，又要让出军事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地盘。每一个既要又要，都是几何级数地增加难度。面面求全，比骆驼穿针孔还难。

　　加速石达开走向败亡的是他自己。在生死关头，提出要“隐居山林”。此言一出，本来已经疲于长途征战，但对他仍抱有希望和恋恋不舍的官兵，得知主帅已信心动摇，在为自己安排最坏的后路，众人还有什么指望？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说这样的话，无疑是轰毁部属精神支柱的烈性炸药。是一种自杀行为。于是，二十万大军在彭大顺，朱衣点等六十七个将军带领下，离他而去。这样，即使没有后来指挥上的失误，也延续不了多久。太看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，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中又厌倦斗争，导致了石达开提早死亡和全军覆灭。他在陷于绝境中，写信给四川巡抚骆秉章要求停战。并亲往清营企图谈判有关事宜。此前，他已让妻妾五人、幼儿二人自沉于河中，他准备像给骆秉章信中一再说的，以自已一命，求得残部免受大屠杀。然而，他的幻想破灭了。最后被凌迟处死，残部统统被杀，舍命而不能全三军。    ’

　　志士枉流的热血，是历史最好的眼药水。石达开跟从洪秀全造反，而在不得已时又不愿取而代之，一错再错，在大渡河得到一个不该有的结局，他没能穿透时代的迷雾。

　　石达开留下的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感叹号，更是一响令人寻味不尽的午夜钟声。

　　然而，大渡河的钟声，梦乡中的人们总是没能听到。

　　太平军中，有个被对方统帅曾国藩念念不忘的人——他，就是林启容。

　　曾国藩吃尽林启客的苦头，却由衷赞佩他。那是由于林启客坚守九江。

　　在太平军造反时，被乡里认为是“无赖”的林启客投奔杨秀清手下。起初不过是健卒，也就是好兵、优等兵。继而升为卒长，是倒数第二级的基层军官。但东王杨秀清注意着他。在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两个月，杨秀清提拔他为士官正将军，是中上层的人物了。升官后，就随洪秀全的妻舅赖汉英溯长江征战于安徽、江西。一个月后，因战功升为殿右八指挥。再过一个月，即1853年9月随石达开的哥哥石祥桢攻占九江。到1854年4月，升为殿右十二检点，同时成为九江的领军人物。杨秀靖实行了对一个亲信的安排。1855年1月，太早军第四号人物石达开任西征军统帅，林启容直接受石指挥，参与了石达开所指挥的大胜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的战役。曾国藩因为水师的大败，跳水自尽未遂。不过，此战主要是石达开与曾国藩的直接对话。然而，曾国藩对林启容印象深刻。1855年秋，曾手下的悍将、湖南提督塔齐布因屡攻九江不下，愤懑呕血而死，曾对林的印象就更深刻了。

　　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时，林启容在九江，没有卷入。曾国藩派人持信给林启容，说他是“杨氏之党”，是韦昌辉及其党羽所必除之人，劝他投降清朝，既可“诛戮韦党，以快私仇”，还可照旧例给他官做。信中还说他“有强固之志，无殃民之罪”，适当地赞扬了几句。但是，他当着送信人的面，将信撕了。想必，一定还会嘲骂曾国藩几句。曾国藩诱降不成，不久之后，趁攻下武昌的势头，让悍将李续宾、湖北提督杨载福率大军进迫九江，从1857年1月8日起进行环攻，激战六昼夜，硬是拿不下，只好败退。林启容守住九江，对稳定太平军全局有很大作用，因此被封为忠贞侯（后改为贞天侯）。不站在杨秀清一边，不迷惘观望，也不动摇信心，对洪秀全确实是难得的忠贞。林启客被封忠贞侯，比李秀成被封合天侯还略早些。只是，林启客被视为“杨党”，而且据守九江要地，洪秀全绝不可能让他到南京主持或参与全军指挥。

　　林启容的形象、品格的完成，还在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。

　　1857年10月，九江外围的小池口、湖口相继被清军占领，九江成了孤城。在清军陆上三面合围、长江上有水师巡逻的情况下，林启容的守军完全断绝外援。随着外援的断绝，军粮甘益缺乏。林启容下令官兵，在城内耕地种麦。但这个办法，终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半饥半饱的守军，体力当然大减。但是，这一举措，却又加强了官兵死守的决心。1858年3月30日起，清军开始昼夜进攻。林启容督率部下，凭借高城深壕坚守，清军不能得逞。但李续宾毕竟不是省油的灯。看到地面仰攻无效，就改变办法。在东门外磨盘州开挖地道三处，用火药炸城。5月8日，将东门城墙轰塌数丈，还是没能攻进。5月12日，又将南门城墙轰塌十丈余，形势十分严峻。林启容指挥部下，在缺口处抛掷火药桶，炸死炸伤不少攻城清军，堵住缺口。李续宾当然不肯就此罢手。当沿城迤东而南的地道竣工的次日，即5月19日，炸药多处轰发，地动山摇，土石乱飞，天昏地暗，城墙崩塌百余丈。攻城清军此时都为这种惊天动地的情景震撼、惊呆了。直到烟焰消散，看见守缺口的人数寥寥，才壮起胆攻城。清军入城之后，林启容还率领伤残嬴弱的部下巷战。终究寡不敢众，守军一万七千余人，全部战死。长江流水，一时都变血红。如此惨烈的守卫战，全军没人投降，同林启容的表率作用和人格力量，都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早在1857年1月，李续宾、杨载福猛攻不下之时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里，就说林启容“负死固守，其坚悍凶顽，实出意料之外”。1858年5月终于攻下，曾国藩又在给其弟的家书里，由衷赞叹：“林启容之坚思，实不可及也。”1863年，洪秀全在追封功臣之时，封林启容为勤王。李秀成被俘后，答曾国藩问，以尊敬的口气，称林启容为开国功臣，其实主要是对他坚守九江的敬佩。因和林凤祥、李开芳连在一起回答，就这么说了。没有在九江几年的作为，曾国藩决不会特地问起林启容，李秀成也不会对林心怀敬佩。

　　什么叫死守？林启容在九江的作为，是一个极其明确、充分的答案。从他进占九江到最后全军战死，将近六年之久。最后一次的守卫战，也有十六七个月，援兵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小池口、湖口失守后六个余月，连一粒粮食也运不进九江城了，同时，连飞鸟也飞不出这座攻守双方挖掘了两重深壕的孤城。如此艰难、无望的坚守。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战争史上，都是罕有的。日本人白浪庵滔天称林启容为“雎阳而后有斯人”，好像是很高的赞美。其实，张巡守雎阳（今河南商丘），时间之长短，惨烈的程度，都不及林启客守九江。

　　林启容死守九江，创造了一个艰苦卓绝的战例，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人格。但他为太平军所作的贡献和牺牲，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格局中，作用是负数。因为，洪秀全这个倒行逆施、胡作非为、一心要天下为已的造反领袖，根本就不值得忠诚。洪秀全盘踞愈久，对中国对百姓危害愈深愈重。我的其它几篇《太平杂说》已一再说到，这里不赘。从这一根本角度去权衡，林启容与张巡根本不可相提并论。张巡抵抗的是安禄山的军阀反乱。这个反乱是野蛮落后要取代相对的先进与文明。张巡的死守，既是忠于李隆基（唐玄宗）为代表的唐皇朝，也是维护社会的文明进步。就个人来说，林启容不站在“杨党”立场反对洪秀全，拒绝曾国藩的诱降，事前尽一切可能备战，随后长期无望的死守，战争中指挥得当，注意为部下作表率，又不像某些太平军将领那样搜刮残害百姓，人格达到很高的层次，在当时敌对双方都几乎无人可比。但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，却又形成明显的悖论。可说是人格与历史价值的二元对立，不能用好或者坏的简单标准来判断。

　　对林启容这样的忠臣义士，要分析要理解，既值得赞佩更应该指出他的根本上的迷误。他留下的二值背反的突出实证，很可供一切后来人，尤其是将忠臣视为绝对人生轨范的文武官员，好好思考。况之当代外国，红色高棉有人至死无限忠诚于波尔布特，即使其本人完全忠诚，或者是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但是这样的忠诚只有个体人格的意义，而在社会价值方面却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亏欠。

　　有个人，大大地激化韦昌辉和杨秀清的矛盾，从而加剧内讧的惨酷。

　　他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人物，许多史书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。此人叫张子朋。

　　他是广西泗城府凌云县人。“身材高大，广额掀鼻，两颧掀起，凹腮巨口，无髭，眇一日”。这副相貌，很容易让人想象出他的性格、素质、心理特征。大凡生理特异的人，往往也有与常人不同的心理、性格和遭遇。他最初是韦昌辉统下的健儿，护送太平军文书。1852年封御林侍卫，次年三月升任侍卫，四月升右八指挥，五月调北殿右二承宣，与指挥同级。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调动，不但说明他与韦昌辉的性格投合、关系密切，而且对后来太平军最高层内讧有重大关系。1853年12月打三叉河有功，封恩赏丞相。1854年4月，随韦昌辉之弟韦志俊（1859年降清）去打湖北，三四个月里，极尽凶横、屠杀之能事，以至“湖北人民闻张瞎子名，无不股栗”。这是他充分表现其品性，尽情发泄其复杂情绪的时节。这情绪，是对太平军水营官兵及其头领唐正财的。要给他们看看：老子就是横，就是狠，就是强硬。这情绪也是给杨秀清看的。表示了对杨杖责他的不满。对杨不杀和赏识的回答。这情绪也是要为韦昌辉争一口气：咱北王府上下就是行，就是不可小看。

　　原来，正是在打湖北之前，韦昌辉命夸张子朋乘船西征。张到水营要船。他本就十分横蛮，有了韦昌辉命令，更是日中无人。不营三七二十一，要些什么船就什么船，要谁的船就谁的船。水营的船及船工，都是被太平军所劫掳的。其头领唐正财，也是湖南以船装货赴下游贸易，连人带船在岳州被掳。受杨秀清威胁利诱而参加太平军，此时已是殿左五指挥，提督水营事务。水营上下，和广西来的太平军“老兄弟”，情况多有不同，也还不适应太平军的观念与条规。唐正财此时的级别，与张子朋也相同。张的霸道，不把“新兄弟”放在眼里，令人受不了。于是发生争执。张哪客人与他争执评理，一边封船一边连连打了好几个人，而且满口霸王骂。水营上下十分激愤，公开说要开船向清政府投诚，有曲说各自开船散伙，一时没有达成一致，但张子朋是吃瘪了。

　　此事马上被杨秀清知道。他赶快派遣亲信，到唐正财住所，明确表态是张子朋大错误，水营并无不是，好话安慰了一通，答应给唐升官，赏了许多金帛，要严办张子朋，叫唐去劝说水营部下不要降清或散伙。同时，他马上亲往北王府，将张子朋打一千大板，又追究领导责任，打韦昌辉数百大板，打得站不起来。随即将此事通知水营，大大有利于说服工作。又赏又罚，水营才被从叛变边缘拉住。这是被称为“水营激变”的经过。

　　对于这种严重的突发事件，杨秀清处理得干净利落，非常沉着老练。因此，水营叛变这种极其严重的事件，才在即将爆发之际平息下来。不但保住了水营，而且对稳定太平军全局有重大意义。但杨有一件事处置得太过头了。这就是打韦昌辉数百大板。本来，严惩张子朋就是了。要用张子朋的头，来平水营之愤，也是可以的，在太平军中并不算特别严厉。倘若放韦昌辉一马，尽可不追究领导责任；即使追究领导责任，也不必用打大板这种带侮辱性质的极端方式。毕竟韦是第三号人物，是他的副手。可他不菅，也许是盛怒之下欠考虑，也许就是有意借这难得的机会把韦的威信、面子打得粉碎。洪秀全他都敢用“天父附身”的方式来打大板，你韦昌辉正要找个机会打一打呢！可是这一打，将薄薄的一层纸捅破了，种下十分严重后果。

　　韦昌辉平日，在洪、杨面前都十分驯顺，两头讨好，双面抹壁，如同奴才。杨就是不喜欢他这种作为，要他乖乖一边倒，但又找不到碴子。韦之兄与杨妾之父争房宅，杨将韦兄交韦惩办。这做法本就欺人太甚，实际上是以压迫、凌辱韦来要树自己绝对权威。然而韦却牙齿打落和血吞，加倍奉承，将其兄五马分尸。还说非如此不足以警众。其实，韦内心一定非常愤恨，但他就要一脸正经。“水营激变”这一打，就是更严峻的考验了。部下都忍不住了，说以后还有什么面子。怎么做领导人？很多旁人也觉太过分了。可是韦却将这个为他鸣不平的部下杀了，“以谢秀清”。本来，挨打后如有不平、委屈的样子，别人会觉可理解；不声不响地受了，也还勉强说得过去。偏偏要这么出人意外，人们就有看法。天宫又副丞相曾钊扬公开向人说，韦阴险恶毒而且极其残忍，现在挨打而不生气、埋怨，“其心叵测”。杨秀清的堂弟杨辅清也说，怨恨日深，将会有非常事变。表演得太过分，明眼人一下子看出来了。比之下棋，如果说杨打韦是过于用强的错误，韦如此应付，实在是超级昏着。权术家杨秀清不会看不出。即使优势意识太强，在知道别人的看法时，也就心里有数。

　　两人都铭刻在心里了。在杨秀清。就“加意防范”，削减韦在朝内的事权，又派他到外地作战。对道破玄机、将矛盾挑明的曾钊扬，也找借口给他一个“不杀为奴”的惩办，让他闭上乌鸦嘴。对张子朋这种人，杨觉得有用，最好收归为自己的亲信，打一千大板就是格外从宽发落。随后派张去湖北，又派去田家镇、湖口，进一步笼络。在韦昌辉，就只有将新仇旧恨埋在心里，等待时机一起算总账。或者说，躺下装死，等有机会来个加倍算清。在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取此对策，是他聪明之处。1856年4月，杨秀清又以“天父下凡”名义，找个很可笑的借口，再一次打韦昌辉四十大板，实际上是逼韦摊牌。看看韦被打之后也不能、不敢怎么样。于是，被自己权势弄得自我迷信的杨秀清，真的麻痹大意得忘乎所以了，给韦昌辉等得到了机会。

　　洪秀全利用韦昌辉，让韦出面主持了一场惨酷的大屠杀。但韦昌辉最后并没有赢，他被利用过了也就被杀掉，而且顶着“北奸”的罪名永远不得翻身，杨秀清却在三年后就恢复名誉了。

　　如果没有张子朋，韦昌辉在内讧中不会那么疯狂，后来杨秀清也未必恢复名誉。这是物极必反之道。而张子朋自己，火上浇油，痛痛快快地大杀一通之后，也就被洪秀全消灭。

　　于是张子朋也就成了内讧增烈剂。他的外表、心理、水营激变、让湖北人民闻之“股栗”，到无意中成为内讧增烈剂，再到自身在内讧中毁灭，在太平军相当一部分“老兄弟”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象征。

　　故而，我放着许多地位、影响远在他之上的人物不写，用这篇短文来写这个不大不小的骨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