拜上帝会的创立，太平军的造反，冯云山是起关键作用的人物。可以说，没有冯云山，便不会有太平军造反，不会有"太平天国"。《李秀成供辞》说，"谋立创国者出南王（按即冯云山）之谋，前做事者皆南王也"。是符合实际的。

　　冯云山，广东花县人，家道段实富足。除儒家典籍、八股制艺外，天文、历法、兵书、相术、占卜均有涉猎。也许因为广博而不专干举业，多次考秀才而未酬，对科举和清政府都很不满。

　　他与洪秀全是学友（一说又是洪表弟），关系密切，同病相怜。科场失意，就从别的方面找出路。他学过星相，认为洪秀全"多异相"，"仪表不凡"，"有王者风"；生时日月，当贵为"九五之尊"。学过相术也相信相术，这在中国历史上，在当时，都是常有的。不足为奇。正是因为他会相术而且确信洪秀全有帝王之相，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和命运，对洪秀全和近代中国也有很大影响。

　　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落榜，"死去七日还魂"，病愈后尽管满口"天话"，有造反意识，但并没有实行，而是继续准备并且第四次去应考。第四次名落孙山后，冯云山"历举古今成败事说秀全，教以起事"。可见，洪秀全之决心造反，冯云山的怂恿、劝说起了重大作用。冯云山自己怎么不为首造反，而说服洪秀全跟从呢?主要不在于洪年长，而是因为洪有帝王之相而自己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冯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洪的助手和谋士，定位于"谋立创国"之后做个开国元勋。这样的定位，即使洪推让，他也决不会接受。当然，以洪的狂妄、自私而又年长一岁，是不会推让的。

　　要造反靠造神。要造的神是洪秀全。幌子是拜上帝。于是，冯云山陪同洪秀全，由广东而广西，宣传拜上帝。他根据粱阿发的《劝世良言》，加上洪秀全所讲那些得自病中的"天话"，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君臣的教化，用口头和文字千方百计神化洪秀全。

　　1844年5月21日，他们俩到广西贵县赐谷村，寄居于洪秀全表兄黄盛均家。两三个月里，宣传首次取得较好效果，信从者逾百人。可是，洪秀全却没有耐心了，说是"见表兄家苦，甚难过意"，他们不应再留在这里拖累他表兄。两人"语言有拂逆"。谅必是洪说得很粗暴难听，冯却表示应该留下来继续发展拜上帝会，顶起牛来，谈崩了。胳膊自然拧不过大腿，冯只好先离开赐谷村，洪也随后就回广东花县。尽管洪如此不顾大局，尽管如此不愉快地分手，冯还是坚心致志留在广西。从事拜上帝会的活动。他历尽艰辛，想卖苦力而不得，曾靠拾猪牛粪换米，后帮人家挑水看牛。终于，在紫荆山得到立足之地，当上了塾师，发展了一批信徒，势头颇好。

　　闻知冯云山开创了一个好局面，洪秀全于1847年8月27日到紫荆山。开头还与冯一起每日"写书送人"。看到信从者日增，洪迅速自我膨胀，再也不耐寂寞，要轰轰烈烈干一场了。他跑到三江口去，亲手捣毁甘王庙，还以"太平天王"名义，写了《斥甘妖》诗及"天条"于庙壁，另贴"诏谕"云："并令该处人等永不准复立此妖庙。拜此邪魔。倘敢抗命，定与此妖一同治罪。"第二天，回到紫荆山，又将花雷、田泗两水的神坛偶像统统摧毁。这种行为，显然是以造反首领的身份，公开向清政府和乡绅宣战，公开向相信神道的乡民宣战。不但与冯云山一贯秘密、细致的活动完全相反，而且导致猛烈的反击，使自己、冯云山及信徒陷于险境。此时，胆大包天的洪秀全突然变得胆小如鼠，只顾自已不管他人地溜到贵县赐谷村的表兄家避祸了。不久听说冯云山与信徒卢六被捕，在其他信徒设法营救之时，他却跑到广东，说是要请求两广总督耆英，"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之两友"。这很可能只是脱逃的遮羞布而已，自然不可能见到总督耆英，只是躲在广东家里避风一年半。直到冯云山已被援救出狱（卢六早已庾死狱中），赶回广东与他共商重振大计。危险过去了，他才同冯云山于1849年7月重返紫荆山。

　　杨秀清、萧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这几个主要人物，都是冯云山深入做工作，而先后参与策划造反的。至于一般百姓，没有冯云山及上列四人，根本不会参加拜上帝会。可以说，没有冯云山，广西就不会有足以造反的拜上帝会，一些天地会的人马也不会来参加造反。如果用现代中国大陆的标准语言来表达，就是：主要由于冯云山的努力，宣传、动员了群众，准备了干部，形成了领导核心，团结了其他可以团结的力量，筹集了造反的初步物质基础。同时，不少宣传材料由冯云山撰写，多数典章制度在他主持下制订。这些文件和典章，将洪秀全零乱的思想、观点加以梳理和发展。它们的要点是，建立以洪秀全为领袖的政教合一的统治，实行彻底的军事管制和分配，完全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，强制推行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。

　　凭他的开创筹划之功，凭他作为"天父第三子"（洪秀全为第二子），本应作为第二号人物。可是，洪秀全在永安（今蒙山县）封王时，他却只被封为南王，第四号人物，而且明确规定要受东王杨秀清节制。历史上惯例，首要谋划文臣地位都高于主持军事将帅。即使杨秀清有"天父附身"的特权，曾挽救拜上帝会免于溃散，组织能力特别强，洪秀全此时要坚持让冯云山为第二号人物也并非不可能。更不必说让冯云山受杨秀清节制了。尤其不合理的是，单凭作战勇敢、冲锋在前的一介武夫萧朝贵，竟然位居第三，在冯云山之上。而且这明显地是出于洪秀全的意向。至于萧的所谓"天兄附身"，比榜的"天父附身"的把戏容易对付得多，只要洪、冯愿意，是很容易消解或淡化的。可见，洪秀全既深知冯云山的功劳，很需要他，但又有意要压低他，并且相信他不会吵闹。故意压低的根由，出于洪不喜欢读书人，更不允许谁显示出文化上比自己高明，还由于在几个首事诸王摆摆平、大家不争不吵的需要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抬高杨秀清、压低冯云山，对太平军而言，是个根本错误。

　　1852年，太平军欲趁湘江水涨，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，进取湖南。出发前，冯云山曾提出，湘江水涨流急，清军易于利用两岸条件设伏；为了保险，应由步兵从两岸先行，再以舟船运载人员、辎重后进。洪秀全急于取湖南，认为步兵从两岸先行则迟缓了，会延误目的之实现，不予考虑。冯云山于是提出，这太危险，让我率兵乘船在前，免得你天王遭到不测。洪秀全既要坚持己见更要自身安全，同意了。果然，冯云山在蓑衣渡中伏，苦战多时，中炮而死。时年三十七岁。

　　冯云山太相信自己的相术，才会去劝说洪秀全这么个人做造反领袖。在坚信洪一定会做天子的同时，又对洪很讲忠义，在洪一再撒烂污时都无怨无悔，忍受各种艰苦磨难。对于洪的任性，总是一味迁就，处处为洪着想，将洪的利害安危置于一切之上。他的人生价值取向，就是做个道德上完善的开国功臣，实现"他年得志美名扬"的志愿。他的骨子里，不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。可是却又顺着洪秀全的思路，宣传了许多与传统理念相悖的新迷信，主持制订了许多与传统对立的规章制度。洪秀全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终极对象。而在洪秀全心目中，他只是一个既需要又有意压低的驯顺工具。他死时，洪秀全哭道："天不欲我定天下耶?"完全是从自己"定天下"来着眼。如果他活到洪"定天下"之后会怎么样呢?就很难说了。就洪的人品、行为、各方面的综合指标来说，根本不值得冯为之贡献一切的。从洪发动的造反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来说，冯对他贡献愈大，对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负数也越大。

　　冯云山对清政府和科举制度的黑暗不满，是很自然的。不愿安于庸常的小康生活，也是自恃有才学的人常有的心态与生态。追求"他年得志美名扬"．那就要看能否"得"，更要看什么"志"。凭借相术来确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，是盲目而危险的。人一生的得失、功过、是非、命运，往往取决于关键的一两步。冯云山决心辅佐洪秀全造反，是最绝的一步。在广西多年"地下工作"，其艰难困苦，比古代的多数开国元勋，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为洪秀全献出一切而且百依百顺，为顾全造反大局而甘居杨秀清、萧朝贵之下，处处委曲求全，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。他最后为洪秀全而战死了，结束了短暂而复杂的一生。如果他能活着到南京，在最高层日益激化的矛盾斗争中，即使能推迟内讧或者稳住内讧后的动荡局面，即使没有被杀掉，也决不会有好下场。这是太平军内外部环境所注定的，也是他在广西造神时就注定的。当然，他没能活着到南京，更没能活到太平军败亡。他身后有许多变故，也许是当初造神时始料不及的。从洪秀全的价值尺度来看，他没有篡位的野心，任劳任怨，为主忘私，十分顺从，克己待人，当然可以树为楷模。他确实是洪秀全的头号忠臣和完全可以信赖的战友。然而，近代史家应该看到，这个洪秀全的忠诚造神者，送给中国些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