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内讧，是太平军由盛而衰的转折。我在《岂可讳言》一文中谈到了这个事件。主要是说，过去一些论著，称之为“韦杨内讧”、“韦杨事件”、“天京事变”，是很不确切的，应该称之为“洪杨内讧”才对。其它许多有关问题，包括我与别人不同的看法，都没有谈，或者虽说到而一笔带过。

　　现在，写这篇文章，作为那篇的补充。

　　逼封万岁。记载很多，最重要的是《李秀成供辞》。它写道：“（东王）权太重，要逼天王封其万岁。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，不得不封，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。”李秀成写供辞的目的之一，是保存太平军史实，故面不会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，随便乱说。他当时是地官正丞相，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，自然知道实情。再说，杨秀清一向重视他。1853年春就保举他为右后四军师。1856年升为地官正丞相，自然也是由于杨的看重，否则断然不可能晋升如此高位。从他与杨的关系，从他供辞中屡屡对杨的称赞，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随便说杨坏话。在供辞之前的一些文人访闻之作，如《金陵续记》、《金陵省难纪略》，所记基本内容与李秀成完全符合。可见逼封在当时南京，是朝野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。至于具体情节，难免有“民间创作”。洪秀全在1857年为杨秀清平反。在诏旨中说杨“遭陷害”，1859年进一步公开平反，将杨被杀之日定为“东王升天节”，完全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，根本不能作为否定逼封的旁证。这种权术，历代都有统治者玩过的。比如，希特勒就因陆军元帅隆美尔涉及夺取最高权力，而密下手令逼他自杀，随即又正式发布命令为之举行国葬，给予很高的“哀荣”。同洪秀全既杀杨秀清，又为之平反，很有相似之处。用有关记载，也完全可以旁证逼封之事。洪秀全一向不出天王府，可是1856年8月15日却到东王府，没有特别重大而又非去不可的事，他怎么会有此破例之行？而且，这次御驾至东王府之后十八天，就叫韦昌辉杀杨秀清，不是逼封的极有力的旁证吗？至于记载此次御驾至东王府的《天父圣旨》没说到逼封之事，这是根本用不着解释的。洪秀全与许多统治者一样，是十分注意按照自己需要，来掩盖、销毁、篡改、伪造史料的。他既然后来都为杨秀清平反，还会再留下逼封的记录吗？

　　那么，杨秀清为什么要逼封呢？我在《岂可讳言》已经说了四个原因，简单说，就是要循序渐进，减少阻力，顺理成章，以并列万岁作为彻底夺取御座的过渡。这里就不重复。要补充的是，逼封是以实力为前提，经过认真考虑的。太平军占领南京后，他进一步掌握了全部大权。一切重大的军政方针、人事任免、战争指挥，全都由他决定后上报洪秀全。全军将领、官员所有的奏章，都必须由他审阅后才决定是否送交洪秀全。对于他所作的决定和所提的建议，洪秀全一概盖上“旨准”的图章，全然是一种形式。奉旨协助杨秀清的北王韦昌辉，在杨面前都“不敢十分多言”，只是一味阿谀奉迎，还屡次受到打击羞辱。另一个奉旨协助的翼王石达开，在全局问题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，甚至他的岳父也无辜而受杨秀清处治。一切都由扬秀清个人说了算数，没有人敢有异议或争论。所以如此，除杨秀清拥有明文规定的“节制各王”之权外，还有“天父附身”即代天父说话的特殊法宝。他一使用这法宝，连洪秀全都得跪着听训话，甚至要杖责时也不能反抗或申辩，经众人代为苦求免打之后还得乖乖承认错误。其他高层大员，要打要革要杀，全凭杨一句话，比皇帝还皇帝。南京城里，他的亲信、部下占绝对压倒的优势。逼封之前，他又将韦昌辉派到江西，将石达开派到湖北，这样便无人可以代洪秀全说话，无人可以向他提出异议。洪秀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只好到东王府，封杨秀清及其子均为万岁。如果不去，杨秀清定会以“天父”名义，严加惩罚，甚至马上宣布废黜也并非没有可能。

　　反篡位行动。当时和后来有些著作说，有人向洪秀全告密：杨秀清将造反。于是引发内讧。这种告密说实在很天真。洪秀全虽然自己关在天王府一心“安享天福”，对外界很隔膜，对绝大多数军政事务麻木不仁，但涉及宝座问题则一直很敏感，这根弦从来不曾放松。杨秀清假借天父名义要杖责洪秀全之后，俩人在一场互相妥协的对话中，洪便曲折暗示，这是暂且容忍，要杨从此收敛。到了逼封万岁，洪当然懂得这是什么意思，还用得着谁告密吗？再说，这又何密之有？洪所考虑的当然是如何反篡位。此时，洪的内弟赖汉英还有秦日纲、罗琼树对杨企图篡位十分反对，表示为了保卫天王宝座“虽死不辞”。有的材料说，还有洪宣娇也站在洪秀全这边。这是完全可能的。因为她虽然寡居后长期作为杨的姘妇，但因杨日益宠幸傅善祥，与杨的关系就不断恶化，到了很尖锐的程度。从保卫正统的角度，从痛恨杨、傅的报复角度，她都很可能主动参与反篡位。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，不用说是坚定反篡位者，可是这两个人实在太草包，在极其复杂又是尖端绝密的斗争中，派不上什么用场。照洪秀全定下的规矩，大臣中除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石达开、秦日纲外，其他人一概不能朝见。这样，反篡位就需要有个上下左右串联的人，需要一个便于与洪秀全接触从而为之出谋划策的人。有论者云。反篡位的关键人物是佐天侯、天宫丞相陈承镕，因为他是朝内官之首。收发太平军中，往来文书，所以反篡位均由他联络策应。此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未为确论。因为，陈承镕根本没有资格见到洪秀全，《贼情汇纂》就明确记载，“虽宠任如佐天侯亦不得望见颜色”。那么，不是陈承镕是谁呢？我的推测是蒙得恩。理由是：一，他一向受到洪秀全特别信任，那时任春宫又正丞相，专门管理女馆，相当于清朝的太监头子，臣下给洪的奏章和洪颁发诏旨都由他经手，经常可以同洪见面；二，他到南京之后，“永不出京门”（1861年出京一次，己在内讧之后），可见他是洪须臾也离不得的亲信、拐杖；三，他为“人极叵测”，城府甚深，又通过传达诏书及召见女官了解诸王侯丞相的情况；四，内讧之时他没有出头露面，1857年被任命为正掌率、总理朝纲，按照洪的习性、必定是他在内讧中作为潜藏人物，起了重大作用，才会得到如此的信任与跃升，而且后来连他儿子也被重用。以上几点，并不是直接证据，但却由此可以推测，他是洪的主要智囊和参谋，是上承下达的主要串联者。这种暗地里起重大作用的人物，历代都有。而正式文件、档案又往往找不到明确的记述。

　　于是，他们确定了反篡位的骨干力量，分析了杨党的情况，制定了行动计划。

　　天王剑在行动。这个名称是我起的。话说计划既定，首先由蒙得恩找陈承镕，派人与韦昌辉、石达开、秦日纲联系。蒙、陈往来属于工作关系，陈派人到外地送洪秀全密诏也是熟门熟路。而这些都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不会引起杨党怀疑。陈承镕之所以积极，是因为他对杨的专擅很不满，曾与密友秦日纲为抗议杨处事不公而同时被杖两百，一直存心报复。更因为无故被杨说是“帮妖”，即将受到严惩。当时秦日纲在丹阳，离南京最近。秦在太平军即将公开造反之时，曾奉命与陈承镕等去广东接洪秀全家属，后来又担任过洪的保卫工作。武艺好而且作战时很勇敢，但缺乏谋略，常吃败仗。照李秀成的说法，“并无是乜（什么）才情，忠勇信义可有，哉天王重信”。他曾因战败，被杨秀清削爵投狱，又因与陈承镕不直杨，同以辞职要挟而被杖责，衔恨很深。此时在丹阳又打了败仗，杨又假装“天父下凡”，说“秦日纲帮妖，陈承镕帮妖，放火烧朕城池矣，未有救矣”，要将这两个对自己心有积恨的人一锅煮。秦本就受洪特别赏识与提拔，是个铁杆保洪派，现在杨又要严惩他，于公于私都必然会拼死保洪反杨。他得到密诏，首先带兵从丹阳赶回南京，保卫天王府。大约洪秀全知他兵力、本领、资望都远不足以发难诛杨，所以要等待韦昌辉来执行这项特殊任务。为什么不是石达开呢？因为在洪秀全及其身边亲信看来，石不像韦那样“爱兄心诚”，对杨也没有韦那样刻骨仇恨。更重要的是，石有主见、有威望，长期掌兵权，不像韦那样可以随便摆布，出了什么意外也难以驾驭。所以，洪给石的密诏，并未明确要求率兵回南京勤王，而只是要求石支持反篡位。石的意见是，只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，“除此以外，俱不得多杀”。于是，诛杨的任务，自然而然就交给韦来完成。

　　在江西前线督师的韦昌辉，得到密诏，率领亲信兵将约三千人，乘船星夜赶回南京。9月1日夜里到达，作好准备的陈承镕立即接应韦昌辉及其兵将入城，马上包围东王府。在杨秀清本人，认为将韦昌辉、石达开派到外地，南京城里有自己亲信的兵将两万余人，洪秀全及其亲信的部下，即使纠集在一起也不堪一击。更由于他自我感觉太好了。他一向威压、凌轹上上下下，要打便打，要关便关，要杀便杀，从未遇到有力的反对或抗拒，以为大家都真正服帖了，不大会有人敢怀二心。逼封万岁，看看洪秀全也只好乖乖照办，南京内外的将领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，心中更是笃定泰山，到了自我迷信的程度，放松了应有的警惕。秦日纲带兵保卫天王府，他自然会知道，大约看作洪秀全为自己人身安全的消极防御，而且他从来不把秦日纲放在眼里，就没有从中深思深究，也不加强戒备。于是，9月2日凌晨，韦昌辉持诏能进东王府，大屠杀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。随后，韦、秦、陈又在洪的导演下，在天王府前，对被诱骗而来的杨党施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。这一集体大屠杀，特别充分地显示出洪秀全的两面派嘴脸。是一出下作而又凶残的丑剧。

　　杀尽南京的杨党，韦昌辉也就迅速走上死路。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南京，谴责韦滥杀无辜。有恃无恐的韦竟要杀石，使石不得不连夜吊城逃离南京。韦就杀了石全家，并且派秦日纲、陈承镕带兵去追捕石。自然没能捉到。于是，石率领靖难大军四万余人直奔南京。洪秀全在11月2日杀了韦，将他首级送去安徽宁国给石看，以消解靖难大军进兵南京的理由。随后，在11月28日又将秦、陈调回南京，一并杀了。尽管，洪明知秦一向忠诚而且并无野心，陈在反篡位斗争中也很坚决，但出于安抚石的需要，也就顾不了别的许多。历代最高统治者的词典，往往是没有道义、情谊、人性这些词语的，有的只是需要利用、卸磨杀驴、兔死狗烹、以怨报德、丢车保帅、突然袭击、预防措施（预防以后可能发生的麻烦）之类，洪秀全虽然还没有完成帝业，未能像朱元璋那样充分表演，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。况且，他的老伙伴、老战友杨秀清、韦昌辉这帮人，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和品格修养，他们造反得逞以后权力欲望都恶性膨胀，觊觎最高宝座。他们与洪秀全之间，表面上是你兄我弟，实际上是日益加剧的权力互动，一种你死我活的争夺。内讧是迟早要发生的。发生得这么快这么早这么惨酷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，只不过是政治暴发户之问，在外部压力不大时的一场豪赌。洪秀全是这场豪赌的大赢家。他消灭了公开和潜在的篡位者，使“地上的天堂”成为洪记一统天下。然而他又是最大的输家，他所营造的邪教圣殿从此坍塌，他所占有的小朝廷从此开始大滑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