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军中，有个被对方统帅曾国藩念念不忘的人——他，就是林启容。

　　曾国藩吃尽林启客的苦头，却由衷赞佩他。那是由于林启客坚守九江。

　　在太平军造反时，被乡里认为是“无赖”的林启客投奔杨秀清手下。起初不过是健卒，也就是好兵、优等兵。继而升为卒长，是倒数第二级的基层军官。但东王杨秀清注意着他。在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两个月，杨秀清提拔他为士官正将军，是中上层的人物了。升官后，就随洪秀全的妻舅赖汉英溯长江征战于安徽、江西。一个月后，因战功升为殿右八指挥。再过一个月，即1853年9月随石达开的哥哥石祥桢攻占九江。到1854年4月，升为殿右十二检点，同时成为九江的领军人物。杨秀靖实行了对一个亲信的安排。1855年1月，太早军第四号人物石达开任西征军统帅，林启容直接受石指挥，参与了石达开所指挥的大胜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的战役。曾国藩因为水师的大败，跳水自尽未遂。不过，此战主要是石达开与曾国藩的直接对话。然而，曾国藩对林启容印象深刻。1855年秋，曾手下的悍将、湖南提督塔齐布因屡攻九江不下，愤懑呕血而死，曾对林的印象就更深刻了。

　　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时，林启容在九江，没有卷入。曾国藩派人持信给林启容，说他是“杨氏之党”，是韦昌辉及其党羽所必除之人，劝他投降清朝，既可“诛戮韦党，以快私仇”，还可照旧例给他官做。信中还说他“有强固之志，无殃民之罪”，适当地赞扬了几句。但是，他当着送信人的面，将信撕了。想必，一定还会嘲骂曾国藩几句。曾国藩诱降不成，不久之后，趁攻下武昌的势头，让悍将李续宾、湖北提督杨载福率大军进迫九江，从1857年1月8日起进行环攻，激战六昼夜，硬是拿不下，只好败退。林启容守住九江，对稳定太平军全局有很大作用，因此被封为忠贞侯（后改为贞天侯）。不站在杨秀清一边，不迷惘观望，也不动摇信心，对洪秀全确实是难得的忠贞。林启客被封忠贞侯，比李秀成被封合天侯还略早些。只是，林启客被视为“杨党”，而且据守九江要地，洪秀全绝不可能让他到南京主持或参与全军指挥。

　　林启容的形象、品格的完成，还在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。

　　1857年10月，九江外围的小池口、湖口相继被清军占领，九江成了孤城。在清军陆上三面合围、长江上有水师巡逻的情况下，林启容的守军完全断绝外援。随着外援的断绝，军粮甘益缺乏。林启容下令官兵，在城内耕地种麦。但这个办法，终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半饥半饱的守军，体力当然大减。但是，这一举措，却又加强了官兵死守的决心。1858年3月30日起，清军开始昼夜进攻。林启容督率部下，凭借高城深壕坚守，清军不能得逞。但李续宾毕竟不是省油的灯。看到地面仰攻无效，就改变办法。在东门外磨盘州开挖地道三处，用火药炸城。5月8日，将东门城墙轰塌数丈，还是没能攻进。5月12日，又将南门城墙轰塌十丈余，形势十分严峻。林启容指挥部下，在缺口处抛掷火药桶，炸死炸伤不少攻城清军，堵住缺口。李续宾当然不肯就此罢手。当沿城迤东而南的地道竣工的次日，即5月19日，炸药多处轰发，地动山摇，土石乱飞，天昏地暗，城墙崩塌百余丈。攻城清军此时都为这种惊天动地的情景震撼、惊呆了。直到烟焰消散，看见守缺口的人数寥寥，才壮起胆攻城。清军入城之后，林启容还率领伤残嬴弱的部下巷战。终究寡不敢众，守军一万七千余人，全部战死。长江流水，一时都变血红。如此惨烈的守卫战，全军没人投降，同林启容的表率作用和人格力量，都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早在1857年1月，李续宾、杨载福猛攻不下之时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里，就说林启容“负死固守，其坚悍凶顽，实出意料之外”。1858年5月终于攻下，曾国藩又在给其弟的家书里，由衷赞叹：“林启容之坚思，实不可及也。”1863年，洪秀全在追封功臣之时，封林启容为勤王。李秀成被俘后，答曾国藩问，以尊敬的口气，称林启容为开国功臣，其实主要是对他坚守九江的敬佩。因和林凤祥、李开芳连在一起回答，就这么说了。没有在九江几年的作为，曾国藩决不会特地问起林启容，李秀成也不会对林心怀敬佩。

　　什么叫死守？林启容在九江的作为，是一个极其明确、充分的答案。从他进占九江到最后全军战死，将近六年之久。最后一次的守卫战，也有十六七个月，援兵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小池口、湖口失守后六个余月，连一粒粮食也运不进九江城了，同时，连飞鸟也飞不出这座攻守双方挖掘了两重深壕的孤城。如此艰难、无望的坚守。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战争史上，都是罕有的。日本人白浪庵滔天称林启容为“雎阳而后有斯人”，好像是很高的赞美。其实，张巡守雎阳（今河南商丘），时间之长短，惨烈的程度，都不及林启客守九江。

　　林启容死守九江，创造了一个艰苦卓绝的战例，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人格。但他为太平军所作的贡献和牺牲，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格局中，作用是负数。因为，洪秀全这个倒行逆施、胡作非为、一心要天下为已的造反领袖，根本就不值得忠诚。洪秀全盘踞愈久，对中国对百姓危害愈深愈重。我的其它几篇《太平杂说》已一再说到，这里不赘。从这一根本角度去权衡，林启容与张巡根本不可相提并论。张巡抵抗的是安禄山的军阀反乱。这个反乱是野蛮落后要取代相对的先进与文明。张巡的死守，既是忠于李隆基（唐玄宗）为代表的唐皇朝，也是维护社会的文明进步。就个人来说，林启容不站在“杨党”立场反对洪秀全，拒绝曾国藩的诱降，事前尽一切可能备战，随后长期无望的死守，战争中指挥得当，注意为部下作表率，又不像某些太平军将领那样搜刮残害百姓，人格达到很高的层次，在当时敌对双方都几乎无人可比。但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，却又形成明显的悖论。可说是人格与历史价值的二元对立，不能用好或者坏的简单标准来判断。

　　对林启容这样的忠臣义士，要分析要理解，既值得赞佩更应该指出他的根本上的迷误。他留下的二值背反的突出实证，很可供一切后来人，尤其是将忠臣视为绝对人生轨范的文武官员，好好思考。况之当代外国，红色高棉有人至死无限忠诚于波尔布特，即使其本人完全忠诚，或者是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但是这样的忠诚只有个体人格的意义，而在社会价值方面却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亏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