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军最善战的高层将领，内讧前是石达开，内讧后是李秀成。

　　战争是磨刀石。几年之间，使李秀成由一个聪明勇敢的士兵，成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将领。内讧之后，太平军中无人可用，急需提拔头领，给了他机遇。没有内讧，按常规递升，他不可能这么快成为主将。内讧以后，洪秀全对异姓非常疑忌，李秀成这主将便十分难当。他犯颜直谏，要求革去洪仁发、洪仁达王爵，请回石达开，造成了与洪氏兄弟不可弥合的鸿沟。封他为忠王，赐“万古忠义”手书，不过是洪秀全一种安抚，是一种低级权术，意在用“忠”字锁住他的灵魂。一有不同意见，没有十分驯顺照洪秀全意思行事，洪便发怒，便更加固执已见，便严辞训斥。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不承认洪秀全1861年改“国号”为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”（即将小朝廷正式变成洪秀全个人私有），加深了洪对他的疑忌。连他主动将母、妻送到南京做人质，洪也还不放心。洪在军事上是个无能之徒，只知南京被围时力竭声嘶大喊救驾，全局得失全然不顾。洪对他疑忌之深，令人难以思议。直到临死，还愤愤然地公开宣布罢他的官。夺他的权。说他如不顺从其兄洪仁达主意和其甥萧有和的命令，号召“合朝诛之”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在这之前，洪用不着他来支撑危局，就会将他除掉的。

　　在太平军的主要将领中，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见，而且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一套，比较多地保留着传统文化中他所认同的部分。他头脑比较清醒。比较注重实际而不“一味信天”。他对部下将领、人员，比较宽厚甚至无原则地袒护。所以苏州、南京等地的军民上下，或愿意跟从他，或将他看作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寄托。对于清政府战败自杀或被俘官员，或以礼安葬，或赠银放走，这种统战手段在太平军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
　　占领苏州，是他军事上的重要胜利，也潜伏着败亡的因素。一则，此后他用兵多从江浙着眼，大局观显然受影响；二则，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和骄傲情绪；三则，物质生活的奢侈腐败。苏州是中国难得的安乐乡，向有天堂之称。农民造反者一般都有“打天下就要坐（享）天下”的心理，占领了这样好地方，很难抵挡物资诱惑，排拒“送上来”的享受。李秀成也在所难免。

　　只说第三项。其一，1860年6月，一占领苏州，动用几千人改建拙政园，作为忠王府，至1863年11月苏州被部下献降时还未完工。江苏巡抚李鸿章看了，惊叹其为“平生所未见”的“神仙洞窟”。现在虽不如当年，还是苏州主要景点之一。其二，他头上的狻猊冠，即使作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。根据呤唎（A.F.Lindley）的描述，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朱翊钧皇冠，要珍贵、精巧得多。其三，他财宝之多，弄得洪氏兄弟眼红，叫他捐饷银，否则不放他回苏州。他虽然没有时间来充分享用，但心理上的腐蚀是相当大的。昭王黄文英说，“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，顾私不顾公的”，当然不会没有根据。上行下效，他所管辖的主要将领，不少人只顾自己利益，各行其是。其他有权的将官，物质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战斗意志。1862年南京解围战，之所以可能胜利而没有胜利，不是“未带冬衣”，而是诸将多有私心，斗志不旺，战斗力大不如前，加上受洪氏诸王掣肘的结果。这次未能获胜，太平军的颓势便无可逆转。

　　比起太平军其他一些将帅，他的缺点和过失，包括前面没谈到的，都算不了什么。太平军后期，他的战功最大，威信也最高。更何况，陈玉成死后，他是支撑太平军的唯一大柱。

　　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远被俘，有一些偶然因素。一是因为他要突围时，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，骑着不得力之马，无法远走，逃入荒山。二是，随身带了不少珍宝，引起发现的两家百姓争夺，解送湘军。这偶然中也有必然。他的忠君思想，使他将战马给“幼主”。他过于看重宝物。才会暴露身份并引起争夺。如果他骑着战马，带着适量银子、食物，很可能突围成功。但在当时“忽喇喇大厦倾”的形势下，无论到浙江、江西或安徽，看来都难逃厄运。洪仁玕和幼天王，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吗？他的堂弟李世贤，原来威信也很高，在漳州被围困紧急时，传檄汪海洋来救，汪竟坐视其败。李世贤好不容易逃到汪军中，竟在睡觉时被汪刺死。可见在军心分崩离析之时，李秀成迟早败亡是大势注定的。

　　他被俘后所写的供词（以前多称之为自述），真伪问题曾经争论了好久。认为是伪造的人，竟说如果肯定供词是真的，那就是丑化农民革命。在这样的立论下，去让法医作技术鉴定。于是，判定供词是伪造。科学技术到了如此地步，实在是十分可叹的。然而，这当然不是偶然更远非唯一的事例。后来，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，真伪不必争论了，又提出到底是失节问题，还是“叛变革命”。因为供词对洪秀全多有非议，最后还向曾国藩提出让他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的办法。1977年12月，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，在中过风又患白内障的情况下，给一位专家手书其母（曾国藩孙女曾广珊）亲口告诉她的‘‘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．文正公不敢”。这是可信的。联系供词全文、李秀成性格、当时处境、国内外环境，李秀成写这供词，决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实，为自己留个自传。他的最高期望值是，曾国藩真的拥兵称帝。那么他可能就有机可乘，在曾与清政府你死我活斗争之际，重整太平军，三家争天下。倘不能重整太平军，汉人曾国藩做皇帝，也比满族要好得多。在他看来，曾国藩敢做皇帝的话，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如果曾国藩被清廷镇压下去，太平军也有伺机再起继续反清的可能。倘若不能策动曾国藩称帝反清，那么答应太平军放下武器就不杀遣还，免得太平军残部继续遭受追击、屠杀，免得老百姓再受战争之殃，也好。他想到这些，是十分正常的。否则，就不会被曾国藩等人一提起就说他“悍滑”、“狡悍异常”了。证据呢？一是曾要删掉一部分供词，并将真迹藏起来；二是曾不敢送他进北京就擅自匆忙将他杀了；三是俞大缜的证词。这三条证据，是很难推翻的。如果计谋都要成为事实，那么历史就只是单方面的直线行为了。对此。多加评说，就是无谓的笔墨。说李秀成“失节”、“叛变”，那是因为长期以来，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，“胜利或者死”，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标；曲折、失散、被俘、死里逃生，往往百口莫辩。生活中太多了，也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。更因为，在论争高潮中，有了终审判决：“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晚节不忠，不足为训”。人们只好三缄其口，“叛变”论者就大获全胜并因而成了“中央文革”成员。1979年以来，多数人宽容点了，说供词是李秀成的“污点”，“失节行为”。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。

　　请问：在洪秀全已自杀、洪天贵福必死的情况下，李秀成还应忠于谁？如果说，要忠于太平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想，那么，洪秀全自己早就放弃这种理想了，而李秀成却还希图保存残余、寻求机会，实现这种理想，或者保持对部分地方的占据，从太平军的立场看。至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努力，何“污点”、“失节行为”之有？即使以人们惯用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来看待供词，则它并未给太平军造成任何危害，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实和教训，完全没有什么不好，不对。

　　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，往往以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，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。要求臣下，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绝对忠诚，绝对服从，绝对拥护，不得有任何异议。任何批评，任何纠正，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，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，没有什么事实、是非、品格可言了。

　　总的说来。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，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。没有洪秀全造反和传统伦理熏陶，就没有李秀成及其供词。洪秀全使他成为主将，又将他推到曾国藩的刑场。自毁栋粱，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准确信号。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，但其区域性军事割据亦同此理。

　　在被俘诸王的供词，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。多重意图，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，写了长篇供词。他的对手李鸿章、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：“既深佩其狡猾，更积狠其忠勇”。这两句话，是供词极其重要、极其确切的导读。李秀成在计谋失败，最后作绝命词十句，“叙其尽忠之意”，从容赴死，也是这供词的实证。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，是其意图所决定的。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，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、“我主”。在这一前提下，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。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，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。历代都有人，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，不顾一切面折廷争，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，而成为公认的忠臣。然而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，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，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，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，有损于造神，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，那就不能容许。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，杜鹃啼血，超过古代忠臣义士，都是“不忠”，重则日叛变，轻则日变节行为。这种价值判断，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。我认为，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、义，而在于其忠、义的价值的二重性，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。有几分读懂供词，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。洪秀全的挽歌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。供词即将写完，他就被杀掉，成了洪秀全的殉葬，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。这支复调挽歌，是寻味不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