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曾国藩为首的四个士大夫，包括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，历史书上称为“曾胡左李”的，这样一些做官的读书人、近代儒家、经世致用的实行者，是打败太平军的主要人物。

　　他们，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，从“子日诗云”成为军事内行，历尽艰难，呕心沥血，给洪秀全的一生画上了句号。如果说，九死一生的成语，用之于别人，往往带有形容乃至夸张的成分，那么，用在他们身上，尤其是曾国藩、胡林翼身上，就显得太没有力度、太轻描淡写了。胡林翼就是在协力为洪秀全画这个句号，已经“合龙”在望的1861年，因劳瘁呕血而死的。这时他还只有五十虚岁，真正是英年早逝。曾国藩别的凶险不说，光因战败而一再投水自尽，就可想见十年征衣。他的四个弟弟，三个参加湘军，死了两个。

　　他们，每一个都是内涵异常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。除了胡林翼，其余三人还在打败太平军以后从事内政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活动，都是中国近代史书必须评说的。他们又都写过很多东西，那些文集、全集的线装书，即使草草浏览一遍至少也要几个月。这里要说的，只限于为洪秀全和太平军画上句号这件事，而且着重说曾国藩。

　　曾国藩曾经作为“中兴名臣”之首，受到朝野一致推重，大红大紫。民国以后，仍受到很高的评价。可是，随着“太平天国”和洪秀全之被抬上云端，他便被踩到污泥里。被说成是“镇压农民革命的元凶”、“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”、“大刽子手”、“大汉奸”……反正什么恶名都背上了。直到九十年代，才有所缓解，不再那么一致的严厉斥骂。

　　其实，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，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。从根本上来说，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。虽然，在做出这个贡献的过程中，他有反人道行为。在组建湘军之时，他曾经杀了十几个抢米行而且有“会堂分子”嫌疑的平民，因而被称为“曾剃头”。更突出的例子是，与太平军作战中，在安徽池州以下，强制实行坚壁清野，使百姓蒙受深重的苦难。虽然，这个贡献也有负面作用，那就是使清朝的腐朽统治得以延长。但是，在难以求全甚至无法求全的情况下，贡献是根本性的，是全部行为的主要方面。这就用得着一个老掉了牙的成语——瑕不掩瑜。

　　是曾、胡、左、李的不要命，提前结束了洪秀全的命。不然，他还会继续享“天福”，将他的极其邪恶的统治延续下去．不会在五十岁的盛年服毒自杀的。而且，因为他的自杀，导致太平军的提前败亡，结束了中国的十多年内战。

　　肯定、赞美、颂扬洪秀全的人们，以“农民革命领袖”这件不但刀枪不入而且不客怀疑的龙袍，包裹了他的极端黑暗与秽劣。找出几句他和他的伙伴用以骗人的门面话，用以蛊惑民众的标语口号，大谈其“革命思想”和“进步意义”。将明明是将奴隶主、封建帝王的绝对统治与绝对占有的欲望，和要求臣民对邪教的无限迷信，说成能推动历史前进。将他对各种“妖”人的大屠杀，将他对民众的惨酷至极的迫害，几乎完全掩盖起来。照李秀成供辞，南京被湘军攻下时，只有军民三万余人（一说只有一万余人）。这么一个几十万人口的江南大城市，怎会只剩下这点人呢？原来，很多人被杀掉了，很多人逃跑了，很多人被强迫去打仗而战死了，还有很多人饿死了。他对一切的臣民实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。实行“男行”“女行”这种男女分开的政策，这大约是古今中外没有前例的。将妇女当成泄欲工具和劳动工具，比许多帝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说，废除商业、禁绝一切传统文化，是背逆文明的行径，那么，上面说的那些举措，更是赤裸裸的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了。

　　洪秀全许多阴谋阳谋被推到别人身上。比如，明明是他要尽毁一切“妖书”，杨秀清听从身边读书人的意见，以天父的名义说“千古流传之书，不可毁弃”，在现当代的一些论著、作品中却变成是杨秀清要尽毁一切古籍了。又如，明明是他指使韦昌辉大杀“杨党”，却被现当代人说成韦昌辉是主谋。如此大规模地屠杀老干部，其残暴可直追朱元璋。再说，杨秀清以天父附身的名义要公开打他大板，两天后曾当面指出洪在宫中的种种暴行，包括随便乱打乱杀男女官员，根本不将妇女当人看待，甚至穿大头靴踢得小老婆流产，如此等等无不显出一个罕有暴君的邪恶，却被专家避重就轻地说成仅仅是“杖责女官”。与此相关，他明明酷爱女色，还未公开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，刚做天王不久就有三十六个妻妾，蒙得恩投其所好，尽力为他选美而十分得宠，最后至少有妻妾八十八人，竟被专家说成是“生活十分严肃”、“力戒奸淫”，反而谩骂指出这种事实的文人、史家是“反动文人的狂吠”。甚至，他喜欢用一条旧洗脸布，即使是查实有据，也不过是一种癣好，居然被专家大做文章，说成是什么“注意节约”！历史研究到这个份儿上，只能让稍有常识的人瞠目结舌了。

　　约略地提到这些，是为了说明曾国藩们拼死反对的，是个什么角色。然而，曾国藩豁出一切所写的一张文告，《讨粤匪檄》，着重说的，是洪秀全们之反中华文化。这是相当不易写的宣言，押上身家性命的宣言。在当时，这件文告，显示了曾国藩的思想、政治、文化水平。它表明，曾国藩所要拼死捍卫的，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。要倚重来讨伐太平军的，是中华文化所哺育出来的读书人。这个文告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许多读书人先后投身到讨伐的队伍，也得到一些粗通文墨乃至不识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。

　　曾、胡、左、李以及其他一些读书人，他们都没有带过兵打过仗，自身既不能跃马横刀，起初也疏于攻防战术。然而，由于部有高度的文化素养，精神视野较开阔，大局观较强，战略方针也就较为得当。反观太平军，“定都”南京已铸成战略上大错误，“天京”始终被围困，北伐孤军深入，西征分散兵力，广封王爵导致不能统一协调指挥，“围魏救赵”的单一老谱之被识破，不力保安庆和巩固江浙而再次去攻打武汉，“天京”一吃紧就强令部下回救而使外地战果失之交臂，派兵西北企图以远水救近火，最后之株守“天京”而坐以待毙，都是走向败亡的战略性错误。

　　在打败太平军已经在望之时，不少人劝曾国藩做皇帝。胡林翼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王闿运都曾婉转或明确地劝进。在太平军败亡时，湘军将领僚佐三十余人，更是齐集请他黄袍加身。曾经是他对手的李秀成被俘后．也费尽心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。他们的动机不同，尤其是李秀成更是复杂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。一是，出于满汉之分，认为汉人做皇帝比满人好，可以改变小民族统治大民族的状态。二是，清廷腐败无能。皇室与中枢掌权者只知勾心斗角，内忧外患接连不断。在太平军败亡之时，湘军是全国最强大的武装集团。再联合李鸿章的淮军，东南几省尽在囊中。如果又让李秀成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，兵员人数比清廷可调用的人马更是占压倒优势。控制大半个中国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　　但是，曾国藩“不敢”。一般学人都说，他受儒家思想束缚，不肯或不愿违反名教，行不忠之事，在历史上留下恶名。此说有道理，但未免简单化。“不敢”与不肯、不愿有显著差别，它的重点在于对失败及其后果的畏惧。一向能将个人及家族命运与“天下安危”联系起来，以行事稳当著称的曾国藩，所以“不敢”做皇帝是面对现实清醒推测未来的必然。首先是，太平军的残部加上与之合作的捻军还有几十万之众，彻底打败并消灭之，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后来事实证明，果然如此。倘若接受李秀成建议，让他去收罗太平军残部，结果很可能上当，造成太平军死灰复燃，从而形成湘军、清廷、太平军三方争夺天下的局面。清廷方面，僧格林沁所部的王牌军有相当强的战斗力，如湘军与之对垒，在水师无用武之地的北方，要战而胜之，也需费时费力。再从南方汉人大员来说，李鸿章虽然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幕僚，但随着淮军的日益强大，李对他表面上执弟子礼甚恭，但内心却日益不顺从，一旦形势复杂化，到底牵会效忠清廷或拥立他这个老师，就很难预料。那个江西巡抚沈葆桢，在1862年就与他因争军饷而公开冲突，而且这个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，必然会秉承林的遗志，从全局出发反对他做皇帝。有了沈葆桢带头，别的一些督抚倒向哪一边就很难说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他在湘军控制的地盘称帝，造成群雄逐鹿的四分五裂的局面，列强尤其是英、法、俄乘机介入中国的内战，不平等条约、割地、赔款都是不言而喻的，中国被瓜分也并非危言耸听。连李秀成在供词中都提醒他，在太平军失败后，“防鬼反为先”（鬼，指洋鬼子，侵略中国的列强军队），他怎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呢？到这样的地步，整个神州大地都会陷于战乱与沉沦的危险中。他如果做了皇帝，不但要在战乱、忧患、愤恨、惊恐、屈辱中送走余生，还会被作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伪君子的典型，背上大奸似忠、乱臣贼子、民族败类、千古罪人等等无法洗刷的恶名被写入历史书上。他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最严重的后果，使他自己、他的思想信仰、他的子孙后代陷于万劫不复之中，使他的民族祖国在血海中分崩离析。考虑到这种可能，是他比想拥立他的人们清醒、高明之处。考虑到这种可能，他就会不寒而栗，将被煽动起来的做皇帝的念头扼杀于腹中。很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太可怕了，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所以，他确实“不敢”。于是，他杀了李秀成。给拥立的亲信泼了一大盆冰水，主动裁减湘军，指挥经常阳奉阴违的淮军去打与太平军赖文光残部结合的捻军……

　　曾国藩知道他的亲信是一片真诚地拥立，他更看清楚朝廷食言不封他王爵和压低对湘军将领封赏的底蕴，他完全理解湘军上下的不平与不满。但是，他不可能召集全体将士做大报告加以说服，即使能够做大报告有许多话也万万不能明说，即使说了个七八分人们也不能理解，还是要想不通说怪话。于是，他以其地位、其威信、其机智，用十四个字作为回答：“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”。让各人自己去揣摩。明白的，不明白的，半懂不懂的，就看各人悟性了。

　　无论曾国藩当时心情有多么复杂，有多少难以言宣的隐衷，他“不敢”做皇帝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正确的选择。这个选择，不但使他保全了一贯十分重视的名节，不但使他成为“中兴名臣”第一人。不但使他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成为一个品格典范，而且在实际上维护了中国的统一。如果他接受拥立，中国马上四分五裂，英、法、俄等列强就会乘机肢解中国。他看出这种危险，抵挡了做皇帝的诱惑，就为湘军、淮军的一些将领做出了榜样。左宗棠、彭玉麟、潘鼎新、刘铭传等人，后来都成为拥有实权的督抚大员，为抵抗列强侵略和“师夷长技”做了重大的努力，为濒临崩溃的中国缓过气来做出各自的贡献。虽然，他们的努力与贡献，客观上稳住了清廷的统治，延续了这个衰朽王朝的生命。有明显的局限和负面作用。然而，抵抗列强的侵略，减少了中国被肢解的危险，维护了中国的统一，在实行近代化方面有所作为。这是主要方面，应当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。而他们作为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，同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有重要关系。当然，根本上还在于他们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有较好的大局观，才能改变劝进的念头，并且在自己掌握了相当大的兵权时也不再有问鼎之意。不像洪秀全、杨秀清、韦昌辉等人，才占领了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，就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，杀得天昏地暗。

　　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读书人，历尽艰险，打败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，是传统文化战胜野蛮、反人性、恶质文化的邪教军事割据。他们在维护了中国的统一的同时，也就挽救了古老的传统文化。-被太平军禁毁的经史子集重新刊刻流布了，被太平军扫荡的书院、学宫、寺庙、祠堂和其它文物重建了，被太平军摧毁的社会秩序恢复了……于是，东南半壁免于长期混沌而陷入无法疗救的大混乱大倒退的绝境，这也才能谈得上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，才能谈得上勉强地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。诚然，传统文化已经龙钟老朽，有不少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欧洲，必须进行根本性或重大的变革，但一切变革都不是从零开始，不是退回到蒙昧时代为起点。

　　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都是动乱时代产生的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，曾、李尤其如此。他们的思想、品格、文章、行为，他们一生的是非功过，也各不相同，每人都足以让历史家、传记作家写好些本书，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与评说。从打败太平军、埋葬洪秀全这一点来说，他们固然与清朝廷有基本一致的方面，但其动机则有所不同。清朝廷只是为了保住皇位、保住对中国的统治，他们——尤其是曾国藩则首先着眼于维护中华传统文化。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则又是与维护中国的统一互相依存的。曾国藩对朝廷自然有一些不满，但他长期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加上审时度势，也还是采取维护和效力于朝廷的立场。这局限，或者说对历史前进的负面作用，既是他本身的内在文化积淀造成的，更是他生存的外部环境所注定的。然而，九死一生、、殚精竭智地为洪秀全和太平军画上句号，避免一场反人类瘟疫的扩展及延续。避免中国更长时期的分裂和内战，避免列强更凶横的侵略和宰割。质言之，就是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恢复了中华文化在东南半壁的生机，无论如何，这不但是近代史上也是一百五十年来一个重要的句号。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和中华文化命运的历史性的句号。扒掉这个句号，咒骂曾国藩等人画这句号，无论从爱国主义、人道主义或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来评判都是不可思议的。这句号是一个标志。当它被彻底扒掉，就必然会“洪”水滔天，鬼魅横行，蛇鼠袭人，万家墨面，文化蒋然。这种景象，是已经被淡忘而又决不应失落的回忆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说：“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！”

　　历史不是不可知的黑洞，不是魔术师的道具，更不是权力意志的玩偶。如果历史的面目被随便化妆，如果历史人物的是非功罪、贤愚优劣被任意反说，那意味现实生活即将或已经出现了极度的无序，全社会都将为此而付出惊人的代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