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十月，我已经作好结集的准备，连集子的前言也写好了。由于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原因，结集出版的事搁了下来。其间，又增写了几篇。

　　可以写的题目还不少。不过，仍然决定就此告一段落。我的时间、精力有限，这只是清理自己的文化杂货堆的第一项，现在不应该无节制地加大投入。而且，多数要写的题目，在已写的文章中已简略地说度，再单独另写套增多重复，就采取人们常说的“点到为止”吧。求全求大从来就不是我的写作取向。我写这一批杂说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已经释放，它就是向一些“太平天国”论著和作品说一声：不，历史不可随意颠倒，也不可阿世曲说。

　　如果这声音是雾岛疏钟，今后就一定不断有学人和作家，尤其是中青年学人和作家，用他们的鸿篇巨制来细说太平军的兴亡。如果这声音只不过是瀚海驼铃，那也让今天和明天的有心人知道，有一个扛着自己脑袋的学人，说出了一种不同的认知。

　　在这批杂说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，我时时感到习惯势力和主流话语的强大。我想，在眼下中国大陆，上网还远不足以取代纸张出版物。如果不能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，写作的用意就大打折扣。要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，就不能不考虑语言空间的限度。纵然如此，有些报刊要发表这些文章，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。担心被指责为“否定农民革命”，甚至扣上“反马克思主义”之类的帽子，而遭到或明或暗的“麻烦”。这我能够理解。因为即使我这么闭塞，也感受到面前和背后的种种异常。

　　如果，我想让编辑们签发时减少顾虑，那我就应该在稿件可能被卡住被压下时，打出姜子牙的杏黄旗，也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军的评价。马克思这位太平军的同时代人，倡导革命的思想家，1853年对太平军曾寄以热切的期望，但到1862年，当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，他用德文写道：“除了改朝换代以外，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……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。他们的全部使命，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。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。”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价：“显然，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（化身）。但是，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。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。”在当代中国大陆，马克思本人这一合乎事实的评说，大约没有哪个太平军的美化者、维护者敢于站出来公开否定罢，因为他们全都要马克思这把“刀子”呢。那么，它应当可以成为我的杂说顺利发表和消灾免难的杏黄旗。但是，我没有打出这面旗子。因为，我对太平军的看法是在读到马克思文章以前就形成的，是以史实为根据，以我所了解的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的。虽然马克思对太平军的否定与我的看法相通（而且表达更自由更严厉），但它只是简短的述评，更何况各自视角显然不同；再则，在看够了将政治思想权威的话作为文化生涯的钓鱼台或黄金台。以权威的话作为评判学术问题的唯一标准，我这些根本不是注经解经之作。是不应借光——用马克思的话作杏黄旗的。现在，好不容易，这批杂说都已经或即将在报刊上发表，将马克思的话写在集子后记里，只是想说，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“太平天国”论著和作品，其实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。顺使说一句，有的专家，当马克思在中国被借用频率最高的时候，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，胡适重新成为偶像时，又以胡适及门弟子自炫，令人联想不少而感触更多。

　　好些年采，各种媒介上经常提出“以史为鉴”。这话固然必须对外国人尤其是企图否定或篡改历史的外国人讲，也应当对本国人讲。是的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要正常地生存和发展，以史为鉴是很必要的。“世界之最”的光荣历史当然应该弘扬，以振奋民族精神，以寻求兴旺发达的经验和规律。对于历史上的病患和污垢，也要勇于揭出，从中汲取教训，以免重蹈复辙。对于太平军造反，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，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、反文化的罪恶。不然，它就会以不同的名义或面目，再度将中国拖进灾难的深渊。在德国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早已被宣布为非法，但新纳粹分子还蠢蠢欲动，故而将1996年1月27日定为“纳粹受害者纪念日”，最近柏林又举办多种活动，包括为纳粹杀害者建立纪念碑的开工仪式，让人们永远记住纳粹的罪行。而太平军至今却还打着“农民革命”的大红伞，在中国呼风唤雨，是很值得警惕的。需要大多数中国人都来以史为鉴，才能避免那闹剧和丑剧混合而成的大悲剧重演。这将是一个艰巨又漫长的历程。首先要有良知、有现代理性的文化人来做这个启蒙。

　　这批杂说终于在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、长春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山西、海南、西安、郑州、香港等地的有影响的报刊分别发表或转载了。不少读过一部分杂说的文化人，包括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科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、编辑、学者、作家，来信、来电话或当面表示赞同和鼓励。其中有两位，还撰文在北京、广州的报刊上发表。最近我到南京，一位老文化人、离休干部向我说：“你的‘太平杂说’写得好，我同意你的见解。”随后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曾祖父就是太平军，从外地到南京来的。”三言两语，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前年至今，先后有好几家出版社来信、来电、来人要这部稿子。更有不少热心人，在八字还没有半撇之时，来信或捎话说要买这本书。对于这些关注、支持和鼓励，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。我无法将他们的大名列出，哪怕各方面选择几个也不合适，免得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解。

　　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，自己在后记里说了这么些多余或不多余的题边题外话，反映我伤残而且困迫的写作心态。总共不过十来万字，用了三四年之久，等于一般研究生写两部博士论文。知我笑我，都随他去。

　　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先生、董令生女士，一直关注我写作进展，而且再三表示要尽力将这本书及时出好，我赞赏他们这种出版家、编辑家的器度，所以也就乐意交给他们出版。但愿我们的合作，得到读者和时间的首肯。

　　潘旭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