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中学的历史课上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“农民起义”，并且知道“农民起义”都是很伟大的，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。至于那些领袖人物，则个个都是大英雄大豪杰，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。最早令我对“农民起义”发生怀疑的，是鲁迅。鲁迅向来主张反抗压迫、以恶抗恶。他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固然向无好言，但在谈及历史上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时，却也从无褒词，例如，说到张献忠的祸蜀，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恶。

　　其实。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能明白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说法有多么可疑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“农民起义”大大小小有那么多次，只要每次都将历史向前推进一点，那到近代也就进步得相当可观了，何至于衰弱到经不起西方列强的轻轻一击。

　　按通常的说法，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。就在近代史开始不久，爆发了洪秀全、杨秀清等人领导的“太平天国”运动。这场发生在近代史早期的规模宏大、历时长久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，数十年间，一直获得极高的评价。人们将“太平天国”作为“农民起义”的标本而大加称颂。至于洪秀全，则被戴上一顶“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代表人物”的桂冠，更有人殚精竭虑地探究洪秀全的“哲学观念”、“思想体系”。而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，最近一两年在《文汇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钟山》、《东方文化》等报刊上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“太平天国”的学术随笔，从各个方面对“太平天国”进行了冷峻的解剖，并做出了自己的评判。

　　潘先生的“正业”是文学研究，但对历史的兴趣却同样浓厚，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，许多问趣，都有自已的感悟和看法。最近十来年，潘先生发表了大量散文、随笔，出版了《小小的篝火》、《咀嚼世味》等散文、随笔集，其中有些文章，便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见解。至于对洪杨的“太平天国”，潘先生从年轻时代便留心有关的中外资料，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。这些观点在心里闷了很多年，最近一两年，才以“杂说”的方式得以表露。

　　“太平杂说”的第一篇是《应当正名》。洪杨领导的这场造反运动，多年来人们一直称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潘先生认为，这是不准确的。“太平天国”是洪杨自称的“国号”，但严格说来，他们并不曾真正意义上地“立国”。太平军并不曾推翻清政府而代之，他们只是在高中央政府很遥远的南方数省进行区域性的军事割据，即使在被他们部分占据的省份，清政府的行敢机构也仍然存在。洪秀全起事未久，连县城都还没攻下一个时，便登基当了“天王”，后来虽然“建都”南京，但实行的也是军事化管理，并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。“太平天国”的“国号”虽然打出来了，但直到洪秀全服毒自杀时，都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。当时的中国百姓并不把被太平军占据的地区视作独立的一国，国际上也从未有他国对“太平天国”予以承认。因此，按照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是不妥当的。历史上的“农民起义”领袖，在占据了一些地方后就忙着称帝立国，匆匆过把皇帝瘾。例如李自成曾在襄阳称新顺王，不久又在西安建立了“大顺国”，并且还设立了一套行政机构，很快还打进了明朝的都城北京；再侧如，张献忠也曾在武昌称大西王，后又在成都称帝，建立了“大西国”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兴亡，也基本与太平军历时相当，但后人并不按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去称呼他们的造反运动，而独将太平军的造反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　　潘先生观察太平军造反，有一个根本的视角，就是看其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。在《大渡河钟声》、《走出梦话》等文章里，潘先生指出，如果不带偏见，不从某种教条出发，就应该承认，这场造反运动不是推动，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。对当时的中国而言，鸦片战争是挫折，也是机遇。太平军起事前，魏源等人已提出要培养人才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发展近代工业。在当时的情形下，清政府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采纳这些维新建议的。然而，很快爆发的太平军造反，把清政府弄得手忙脚乱、焦头烂额，也就根本顾不上将这些维新措施提上议事日程，同时客观情况也不允许将这些哪怕是最初步的维新措施付诸实践，仅仅是“师夷长技”这最原始的一步，也没有条件大力实行。在清政府与太平军拼得两败俱伤、国力更为虚弱之际，英法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中国的内乱，给了西方列强更大的可乘之机。太平军从起事到最终平息，历时十八年。由于这十八年处于近代史的开端，它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延缓了十八年，更使得以后的努力加倍地艰难。它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许是难以估量的。

　　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，完全取清廷而代之，控制了全国，结果会怎样呢？——恐怕会更糟。在《走出梦话》、《天堂与坟墓》、《天王进城》、《王爵奇观》、《岂可讳言》等文章里，潘先生指出，洪杨等人，其实是目光短浅、胸无大志的。看看他们“定都”南京后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举措，看看他们的种种反人性反文明的政策，便能明白，如若他们控制了全国，那将是怎样的民族灾难。洪杨等人，本质上是极端仇视知识文化的，对近代文明茫然无知也毫无兴趣。清政府够腐败的，但“太平天国”在“定都”南京后的腐败，丝毫不逊于清政府，再加上与清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专制、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，使他们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什么积极作用。

　　看清了太平军造反的实质，清除了涂抹在洪秀全脸上的油彩后，对这场运动中的诸多具体问题，也就能还其历史真相。例如，1856年太平军最高层的相互残杀，是太平军走向覆灭的开始。长期以来，有关论著和历史教科书，在谈到这一事件时，总是百般为洪秀全开脱，硬说韦昌辉的铲除杨秀清是在“个人野心”膨胀下进行的一场“政变”，因此责任应由韦昌辉这个太平军中的败类和“变节分子”来负。在《岂可讳言》中，潘先生指出，这一事件的实质，是洪杨对最高宝座的争夺。韦的杀杨，只能是出自洪的“旨意”，否则便难以思议。所以，说这次事件是韦发动的“政变”是根本说不通的，将其称作“杨韦事件”或“天京事变”也都不准确，正确的说法应当是：洪杨内讧。

　　为了美化洪秀全，人们不仅讳言洪杨内讧，对太平军内部的所有是是非非的评判，都从洪氏本位出发。例如，石达开的出走，被说成是不顾大局的“分裂主义”和“个人英雄主义”，李秀成被俘后的自供，则被说成是“污点”、“失节”、“叛变”。潘先生的《大渡河钟声》和《歧路咏叹调》（按，本书中改题为《复调挽歌》）等文章，则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，并指出，他们的悲剧，不在于对无可救药的洪氏小朝廷忠得不够，而在于过于愚忠。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造反运动，必然有优秀人物投身其中，也必然会造就出才智超人之士，石达开和李秀成，便是太平军将领中的优秀者。他们的人生悲剧也就分外耐人寻味。尤其文韬武略的石达开，本可以为民族富强、为历史进步做出一份贡献，同时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能充分实现。但由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一错再错，终于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“又大又黑的惊叹号”，只给后人留下一份咀嚼不尽的教训。一个很优秀的人，因为投身于一场错误的历史运动，或者因为不得已而置身于一段荒谬的历史中，从而使自己的生与死都了无价值，这样的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。石达开只是其中之一。潘先生以《大渡河钟声》一文，为石达开唱了一曲挽歌。

　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。我以前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。现在觉得，这句话，也对，也不对。

　　1998年9月2日南京

　　原载《文艺报》1998年10月15日 / 收于随笔集《给每日以生命》